中西文化对“好官”塑造有别

谢茂松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西方传统上并不像中国这样强调“政者，正也”，不像中国传统上就有“好官”的观念。西方世俗政治虽然经历了摆脱宗教的独立过程，但西方社会基于基督教传统而不完全信任世俗权力的情况仍然存在。相反，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与教化一直合而为一地掌握在士大夫阶层手里，不存在对政治、政府的不信任问题。

另外，西方近代社会演进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是以工、商以及资本为中心，政治实质上是围绕工、商、资本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一直处在社会中心位置。

西方中世纪是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由世袭的国王、领主、骑士掌控，文化却掌握在基督教教士那里，再下面则是农民与农奴，这就形成了不同阶级，出现代表不同阶级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到近代发展出多党制，西方社会对政治的理解，也更强调多党之间的竞争和权力之间的制衡。

多党制竞争以竞选执政为目的，注重演讲、辩论及许诺，以打动和争取选民。但中国传统却不一样。《论语》中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实际关涉到识人、用人问题，要求官员谨言慎行、行在言先。孔子强调的“敬事而信”的“信”，其实也与这种言行逻辑有所联系。西方政客竞选时的许诺与当选后的兑现往往是两码事，所以竞选之“信”大打折扣。

初步比较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下的官员后，再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塑造力，对今天的官员又有怎样的影响。当代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来的大国政治，政治和政府仍是社会主轴，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上。与党的重大责任担当相对应的，是对党员干部较之普通百姓更为严格的自我约束要求。

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党员的修养、作风建设，强调党纪严于国法，这些在深层次上都是对士大夫精神、对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与更新。除了党员的严以修身，全世界政党中唯有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这也是对“仕而优则学”的继承与现代转化。

如上，我们看到“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传统对今日中国官员的深刻塑造。中国原生道路文明深厚的精神传统使官员不需要宗教，而能在政治实践中明大道、行大道。 （安仁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