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视野:酷爱吃米但只喜欢吃日本米的大和民族
联合国宣布2004年为国际稻米年,为一种单一作物设立国际年,对联合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举动。稻米是世界上一半以上人口的食粮,但习惯上食用稻米的人口和国家中,还有很多为饥馑所苦,国际稻米年的主题,就是“稻米即生命”。
日本是一个酷爱吃米的民族,是“米文化圈”里最富裕的国家,但很多家庭仍是不可一日无米,而且他们是只喜欢吃日本米。中国人到饭馆去,都是多吃菜少吃饭甚至不吃饭,但日本人在饭馆吃饭,没有吃米就等于没有吃饭。在日本的超市里,卖的都是日本米,根本看不到美国米、泰国米和中国米。日本米比外国米贵很多,一公斤日本米在超市里卖800日元左右,相当于50多元人民币,是日本一顿不错的中午套餐的价格。日本产的大米价格是美国的5.6倍,泰国的9.5倍,但日本家庭只吃日本米,真是咄咄怪事。我曾向多人询问,日本人酷爱本国米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都说得很简单,就是因为日本米好吃,既不是因为政府的“保护主义”,也不是因为国民的“爱国主义”。其实我觉得那日本米的味道,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和中国的东北大米及天津小站米也差不多,是比较有黏性的那种单季稻。中国的北方人都比较喜欢吃这种有黏性的米,而中国大陆的南方人和香港人都喜欢吃南方籼米或泰国香米。长长的泰国香米,实际是煮熟了闻着香吃起来不香,但中国的南方人喜欢吃炒米饭,籼米或泰国香米都比较适合做炒饭,而北方有黏性的米一炒就成了一团。
为了保证日本人吃本国米的嗜好,多数农产品都要靠大量进口的日本,90%以上的米却是自产自足。进口的一部分米,也都拿去造酒和当饲料。在日本传统中,稻米被视为文化的基石,它拥有悠久的稻米生产和消费历史,尽管日本稻米生产目前处于停滞状态,而且消费量正在下降,但是日本仍是世界第九大稻米生产国。230万稻农中,大约有85%的人每年种植稻谷。农民的人均稻田面积也很小,大约0.8公顷,但是稻谷生产高度机械化。由于农场规模小,大部分农民将稻谷生产作为副业,而且稻谷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价值也很小,不过许多日本人还是认为,稻谷生产对保持日本的“文化”很有意义。日本所有各县几乎都种植改良粳稻品种,种植范围最广的品种是因其味道而受欢迎的越光米。
在西方的文化观念中,米文化是与“保守自闭”和“中央大一统体系”相联系的。据说“保守自闭”是来自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而“中央大一统体系”是由于稻米生产所依赖的统一、完善的灌溉系统。不过从饮食的差异看,“稻米文化圈”与“筷子文化圈”、“汉字文化圈”、“黑头发黄皮肤圈”、“儒教文化圈”等的确比较重合。而“西方文化圈”都是“麦面文化圈”、“刀叉文化圈”、“拉丁字母文化圈”、“黄头发白皮肤圈”、“耶稣教文化圈”。日本近代一直在“脱亚入欧”,虽然从器物上能够办得到,但在文化上终究很难跳出这个“稻米文化圈”。
日本和美国的贸易冲突中,米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美国人说日本的市场不开放,动不动就拿米来说事。日本的稻米生产受到政府高额农业津贴的资助,国内消费者在市场上买米的价格,是国际市场价的几倍甚至十倍。这个制度起初是由于二战后日本出现粮食短缺,政府实施“大米流通管制”,农民只能将收获的稻米通过全国性的“农协”组织销售给政府,政府再负责供给市民,这叫做“政府大米”,就像中国的“统购统销制度”。但从1969年开始,管制松动,农民可以直接把稻米卖给商人,出现所谓“自主流通大米”,而从1995年开始,管制进一步松动,“农协”成为农民和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主要中介,但这种渠道出售的大米仍叫做“计划外流通大米”。从2001年起,日本市场上的“政府大米”已经降到50%以下。政府的稻米生产高津贴也带来虚假市场信号,造成大米生产过剩,于是政府又用补贴的办法让农民休耕。但农民都把不得已地休耕算在美国账上。有一次在农村看到一块块整齐的稻田中,穿插着一些长着乱七八糟绿色植物的田块,就好奇地问一个老农那是种的什么,结果那老农气愤地说,那是美国人送给我们的牛皮癣。细一打听,原来那乱七八糟的绿色植物,是休耕田里长的杂草,这日本老农认为休耕是由于受到美国人的贸易逼迫的影响。
其实,日本市场别的方面还比较开放,惟有大米市场一直采取比较封闭的政策。日本对农产品的保护真可谓壁垒森严,比中国过去对汽车的保护还厉害,花生米关税高达500%、大米关税高达490%、小麦关税为210%。一直到1993年,在外国的强大压力下,才准许“有限量进口”。日本人称美国是“米国”,虽然是音译,但日本农民的确把这“米国”看成对他们米文化的威胁。
日本有一个不知是笑话还是事实的故事,说是二战后美国极力想向缺粮的日本推销本土囤积的“战备粮”小麦,但日本人习惯吃米,于是美国向日本灌输,日本人个子矮是因为吃米而不吃面包和牛奶,于是日本开始动员国民改善饮食结构,多吃面喝牛奶,使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提高了11厘米,体重增加了8公斤,美国则乘机成功地向日本推销出口剩余的面粉,等到日本人也跟着美国流行减肥的时候,才发现当年是上了美国山姆大叔一当。
日本与中国也常有贸易摩擦。前不久又因为中国出口日本的大葱、香菇和蔺草席与中国产生贸易纠纷,但这种纠纷从没有针对中国的大米。据说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大米对日本市场没有任何威胁,从中国东北进口的大米占日本进口大米的70%,而是因为在日本劳动力价格越来越昂贵情况下,日本生产大米的成本实在太高,大米作为日本市场封闭的符号,也让日本很被动。所以现在日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很流行把日本的优良稻米品种和技术带到中国去,指导当地的中国农民生产,然后经过精加工返销回日本。据说日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购
并了黑龙江、吉林和内蒙的多家稻米加工企业,全部使用日本制造的米加工生产线。看来稻米生产以后会成为“米文化圈”里这两个稻米大国的“友好”象征。
日本的“米文化”使稻米的生产者农民在日本社会里具有很好的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日本家庭往往都习惯于从小给孩子进行“谁知餐中米,粒粒皆辛苦”之类的熏陶。在日本城市人的语汇里,也很少能够找到像“乡下人”、“土老冒”、“土的掉渣”那样的讽刺之语。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农民在日本不再是穷人。据2000年农林水产省的普查数据,日本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881万日元,而东京都内城市居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766万日元。农民在住房、车辆、旅游、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水平,实际都高于城里的中低收入者。日本农民对老年生活也不用过多担心,因为“国民养老保险”使他们到退休年龄以后,每月可以领到10万到15万日元不等的养老金。日本农民的储蓄额也较高,2000年每家农户平均储蓄超过3 000万日元。当然,日本农民也不是一点也没有苦恼,他们最担心的是在国外压力下政府调整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使他们陷入残酷的国际市场竞争。因为日本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不及美国农民的1/140,而劳动力成本又比泰国高近40倍,造成日本大米的平均生产成本要比泰国高出16倍左右。
很多的国外研究者都认为日本农民的富裕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资助。日本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也的确是全世界有名的。据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调查报告,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每年用于农业方面的补贴总额都在4万亿日元以上。2000年,日本对农业补贴的总量已经达到了6.4万亿日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9.12万亿日元,日本农民收入总额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政府补贴。
但实际上,日本农民富裕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致力于减少农民的相关政策。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先后几次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政策。到198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1920—1930年代出生的农民逐步退休,日本农地的转让和集中出现了一个从没有过的高潮。小规模经营农户大量减少,经营面积在0.5公顷以下的农户由1985年的1 845 031户下降到了1998年的556 500户,下降了将近70%;经营面积在5公顷以上的专业农户,从1985年的19 310户上升到1998年的41 350户,增加了近117%。
在1965-2000年的35年时间里,日本农民的减少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1965年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1 200万人,农村人口为3 400多万人,还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到2000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降到382万人,占日本全国总就业人口的4%。
通过农外就业减少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扩大农户经营规模,通过普遍兼业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日本农民致富的三大法宝。当然还有政府的大量农业补贴,但这补贴都转变成日本国民对“米文化”自愿地高价欣赏和不自愿也要缴纳的法定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