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乡绅生活的时代

【“乡土文明与中国”开栏语】
乡土文明如何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质和精神？为什么小农经济与王权体制能延续2000多年？家族积累的仁义忠孝、推进道德制度化，对进入工业化、城市化时代的中国，构建一个互助友爱、团结合作、诚实守信的生存体系有什么帮助和启示？
虽然中国沿着西周、秦、汉、唐、宋、明、等王朝的统治缓慢行走了几千年，但历史更多的是记载帝王将相的荣耀，不知分布在各地乡村老百姓的真实生存状况，不知家族靠什么创造了物质财富和文化成果，不知一个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兴起，不知中华文明靠什么维持运行。
为此，张华侨以“乡土文明与中国”为主题在头号地标开设专栏，主要围绕如下几个系列：家族与国家的运行，以古老乡镇、集镇延续了1000多年的名门望族为个案，详细揭示他们如何经商发家、制订家规、建祠堂、树牌坊等，维护乡村公共秩序和国家稳定。
走进乡绅的时代，揭示以读书取得功名的秀才、举人、进士为代表的乡绅，掌握财富和政治地位后，如何做官保持清正廉洁、创办书院传播知识、构建家族经济共同体保障大家生存安全、传承道德礼仪治家爱国等。
大河文明的兴衰，以黄河、长江、汉江、太湖、湘江、珠江等河流，揭示河流与人类的生存关系、文明演变的真相；一个区域的老百姓如何利用河流耕种、运输农产品、带动自然商品经济兴起，为何有些流域的经济和文化走向繁荣，而另外一些地区却衰落。
通过以上系列文章，告诉公众乡土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影响国民的气质和个性、决定一个国家从农耕现代国家转变。

以家族经济共同体，带动商品经济兴起
当我不经意地踏进安徽泾县、歙县、黟县；浙江湖州南浔、金华、兰溪、东阳、浦江；江西吉安、抚州、金溪；山西平遥、祁县、阳城、长治等地延续了1000多年的古老乡村、集镇、县城，看到过去一批豪门巨富建造的华丽宅院、气势壮观的祠堂、昂首耸立的牌坊、精美无比的雕刻、保存几百年的家谱、洋溢着书香的字画、悠长的青石板路时，被他们创造的物质和文化成果深深震撼！
一个急促又显得紧迫的疑问回响在我心中：他们在交通、通信、科研、法治等不发达的明清时代，如何冲破皇帝农耕立国的思维，点燃工商业的火焰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如何从保障家族生存转向维护国家利益？对塑造中华文明发挥了那些作用？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10多年以来，我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先后不间断地到上述古老的乡村、集镇调查，走访了一些大家族的后人、查看留下的宗谱、文书、家规，考察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周边环境等。
调查发现，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坚守农耕立国、排斥工商业、维护王权专政的思维。以后他的子孙继承王位，沿袭了这种治国方针。
到明嘉靖年间，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共享生存资源的家族经济共同体，把农产品转为商品推向集镇，掀起了中华民族第一次商品经济建设浪潮，造就了一批富有的乡绅。
同时，朱元璋还想象不到，他用标准化的科举选拔官员，为平民铺设了通向官场的舞台，激发一些宗族创办书院、学堂，培养子弟读书做官，打破了宋朝以前，世袭的王侯将相高度垄断政治权力。
借助家族经济共同体带动自然商品经济和科举为官两个重要条件，带动国家结构发生变化，形成了经商大众化、知识普及化、权力世俗化，有利于许多人自我奋斗，诞生一批商人、官员、乡绅。
告别不具有优越种植条件的山谷，徽商发挥家族经济共同体的优势，抢占城区和人口规模正在扩大、拥有便利的水运和信用环境的金华、杭州、嘉兴、扬州、南京、上海、芜湖、九江、汉口等地市场。
到清乾隆时期，徽商以掌握扬州等地盐业经营权，销售到长江流域城市的地位，获取垄断利润，率先成为当时第一个最富有的群体，造就了一个对经济与文化，发挥影响力的乡绅阶层。
几乎在同一时期，位于黄土高原经常遭到干旱、战乱袭击的山西，一些家族冒险越过人烟稀少的荒漠，到长城沿线和黄河流域出售豆腐、茶叶、粮油、布匹、铁器等。
到清道光年间，有些家族适应商品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开设票号积累百万两白银，把银子变成一栋又一栋高大、豪华、精美的大宅院，给干旱荒凉的山谷投来一道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风景线。
透过明清两代500多年以来，铭刻了他们创业历史的宅院、寺庙、城墙、石碑等古建筑，我们惊叹地发现，即使他们来自偏远、生存环境恶劣的乡村，没有接受商业、金融教育，但只有给他们自由、平等的创业环境，资本就会在贫瘠的黄土高原生根，释放创造财富、驱赶贫穷落后、提高生活水平主张自己权利的奇迹，改变千百年以来重农轻商、读书做官的价值观。
输送物质和文化资源，让更多人读书成才
宋代以前，皇帝掌握政权后，把剩余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分给王侯、官僚，形成世袭占有权力与财富的特权集团，没有动力为公众提供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对经济、文化建设不起任何作用，阻碍了老百姓积累财富、获取政治地位。
明清两代，国家结构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来自平民构建的家族经济共同体，以“商助学、以学为官、以官保商”，培养了一批有学识、财产、理想的商人、官员、乡绅，构成了维护家族兴旺和国家运转的主导力量。
他们遵从祖辈忠孝传家的教导，以振兴宗族为荣耀，把积累的银子带回家乡修房屋、祠堂、书院、道路、桥梁等设施，让族人享有体面、尊严的生活，缩小贫富不均、和谐相处，有助于传播忠义、公正精神。
充分利用地形，徽州家族围绕山谷、小河修建宅院，像一幅融合在阳光、溪流、云雾的山水画，体现他们长年劳累奔流后回归大自然，追求休闲、宁静、放松的田园生活。
拥有物质财富和文化资源，决定家族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经济又决定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与人才成长。明代，浙江、江西通过进士考试获得官位的人排在前两位；到了清朝，江苏、浙江占据前两位。
得益于几代人的积累，徽商有雄厚的资本把子弟从学堂送进官场，有幸跨过进士考试的人占全省第一位，造就了一批声名显赫的家族；一部分缺乏机遇做官的秀才、举人，在乡村传播知识便于更多人读书成才，成为那个时代工商、官员、学者结合最成功的一个群体。
秉承爱家扩展到爱国的责任，长江中下游的泰州、扬州、南京、苏州、嘉兴、杭州、绍兴、金华、湖州、宣城、徽州、抚州、吉安等，靠官员、富商、学者组成的乡绅，创办书院、书社、讲学、集会，支持文人出版作品，把物质财富转为文化资源，让知识从达官贵人手里，分流到平民百姓，形成了一条“文化走廊”，像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次文艺复兴。
这是经历西周、秦、汉、唐、宋、明等帝王统治后，乡绅阶层推动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废除科举后，各地乡绅成为创办新式学校、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主体，并把子弟送到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留学；一部分人回国后创办大学、建国后成功试爆原子弹等。
以道德制度化，维系家族与国家运转
与西方资本家成长于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环境相比，徽州、山西、浙江、江西等为代表的商人、乡绅，诞生于小农经济，缺乏现代法治体系保障。
除了依托家族经济共同体创造物质财富，让族人分享住房、教育、医疗、救济等资源以外，乡绅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制订乡规民约，与王权互相配合，既维护家族自治，又支撑国家运转。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他们以比较的低成本互相合作，应对外部力量的挑战获得安全感，不可能挑战家规，反而要维护宗法。否则，有可能面临生存危机，这是他们遵守家法的重要原因。
从王权的统治看，皇帝的权力只传递到县级，不能给老百姓提供法治等公共服务。朱元璋执政时，提倡“治国之道、教化为先”，除了亲自制订法律以外，还出台了红头文件。
朱元璋给子孙留下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把乡村治理权交给有学识、品德的乡绅，支持他们制订约束族人行为举止的家法，又与王法结合，制造了一台坚固耐用、不需要原料的统治机器，为世界塑造了一个超级专政帝国。
得到皇帝授权，乡绅依托家族经济共同体成功试制出家规、祠堂、牌坊、宗谱四大礼教工具，转为“道德制度化”，化解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达成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协议，弥补皇帝不给乡村提供专业司法官的弱点。
形成道德制度化后，遵守家法等于服从王法，忠于宗族可以转为效忠帝王。而且越过家族厚重的大门推向全国，成为维持人际关系又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商业信用规则，支撑明清两个超级大帝国，极其稳固地依附小农经济运行260多年；商人缺乏法治保障却能到陌生的集镇、县城，运销商品获利。
从地理环境和治理效果看，长江流域雨水充足、土地肥沃，适合人们居住、耕种、经商发家，产出效应比较高，生存风险比黄河流域的居民低，宗族人口多比较稳定，几乎每个村子修有祭拜祖先的祠堂，以祖先崇拜为主。
每个宗族的祠堂是一所不需要皇帝支付教学经费的道德学堂，通过庄严、神圣、具有程序的集体祭祖仪式，家族血缘关系、仁义忠孝渗透到每个成员的心中，像无形的纽带把他们联结一起，不容许个人损害宗族与国家的利益，否则，会受到惩罚。
祖先崇拜比神权崇拜的优势在于，祖先是一个宗族的起源，确定了忠孝治家的准则，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不为改朝换代的政治风暴触动；能唤起公民对家族、国家的认同感，忠诚感，形成理性、平等互利、尊重他人权利的规则；造就具有奉献精神、承担富民强国责任的乡绅。
发生纠纷时，宗族之间的乡绅站出来，以礼仪为原则协商解决冲突，或向知县递交起诉书维持权益，避免暴力释放出来的罪恶、演变成战火摧毁人们的财产。
否则，他们只喊空洞的仁义忠孝，不能把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融合，给族人带来实际利益，道德制度化就像一杯没有营养的白开水，不可能有效执行，也不会激励子孙奋勇当先创造超过祖辈的成就。
战乱、自然灾害不断的黄河流域，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造成乡村人口容易流动、迁移，人们以神权崇拜为主获得精神寄托，寺院的数量多于长江以南。但虚幻的神权不及真实的族权，以家规对成员发挥持久坚强的约束力。
享有“中国寺庙博物馆”称号的山西，几乎每个村子、集镇、县城建有寺庙，祈求超个人力量的神化解灾难；商人吸收关公的忠义精神，向学徒、伙计、掌柜灌输忠诚于老板的教导，转化为商业信用资源，把票号开到各地，获得了爆发式的财富积累。
但每次大灾荒横扫黄土高原和王朝崩溃引发天下动乱时，会催生一批以武力争夺王权、财产的王侯、军阀、土匪，给乡镇、县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不利于形成理性规则、道德传承、资本积累、创新突破。
所以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输送的工业文明，打败清朝固守的小农经济，用法治契约把商品推向全球时，山西票号靠忠义教导、神权维持的信用失灵，未能造就像花旗那样的金融财国。
为何阻止乡绅开启工业文明的大门
一个民族的文明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停滞不前还是创造伟大的奇迹，要看政治家与资本家能否优化配置资源，推动国家从小农经济转向工业文明，并建立民主、法治规则，保护公民人身与财产权。

遗憾的是，明清两个帝国坚守农耕立国，排斥商人扩大产业，没有诞生像华盛顿那样杰出的政治家，制订一部宪法，创造一个引领国民创造财富的成功体制。
乾隆年间，人口突破3亿，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年财政收入突破6000万两银子，掌握的财富超过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君王，但他固守保护农耕文明就保护帝国安全的统治思维，以大地主身份出租土地、森林、矿产、盐业等资源，不受竞争、没有风险地获取收益。
靠王权垄断占有暴利，乾隆等皇帝没有动力出台公司、金融、合同、物权等法律，不承认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可能投资建大学、科研院所，把知识变成商品。他以科举推进知识权力化，把官位当作商品批发给乡绅，控制学者的人身和思想，阻止人们主张平等自由，怎能产生牛顿、亚当斯密、爱迪生等挑战权威、揭示真理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发明家？
纵观清朝建立到灭亡，皇帝以农耕立国、科学为官与神权结合，无效配置资源的恶果是：没有从“消费型”的王朝，向“公共服务型”的国家转变，老百姓依然重演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悲剧命运；分配不公和压榨点燃的仇恨火焰，先后点燃了白莲教、太平军、义和团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摧毁了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重建家园的代价极其高昂。
于是，我们悲叹地看到，徽州盐商、山西票号发挥了推动商品流通、带动城镇建设的作用，成为当时最富有的群体，但受王权的阻碍，没有宪法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只能靠家族经济共同体形成的信用出售农产品，维持低水平的商业，不可能跨进资本主义的大门，造就像洛克菲勒、福特等跨国集团。
当皇帝不能代表国民的利益，推出一个成功的体制，激励商人、学者、乡绅把知识转为强国的原料，反而用失败的政策加重了老百姓的苦难和国家的危机，那么历史前进的风向标指引乡绅，扬起了与王权决裂、实业救国的旗帜。
以陶成章、徐锡麟、张静江、蔡元培、吕公望等为代表的浙江乡绅，放弃官位听从时代的召唤，把家族积累的财力转化为富民救国的力量，以光复会、同盟会等组织，与武昌起义遥相呼应推翻了清王朝。
此后，长江流域先后诞生了国民党、共产党，一部分参与创建的人士，出身于书香、官员、有产家庭，取得了秀才功名，最后放弃名利，为建立一个平等富强的国家奋斗。
只有一个优秀群体不断创造与积累，应对挑战的意识越强烈，一个国家吸收资源创造财富的能力越强大；只有文明能量不断向外扩散、基因不断更新，才能创造一个伟大的文明。
重新认识乡绅的奉献精神
我认为，对于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农业人口又占大多数的中国来说，乡土文明构成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塑造了一个民族的人格和精神信仰；乡绅阶层成为乡土文明的支柱，对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艺术、建筑、宗教、医药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识乡土文明，能够发现中国历史演变的真相。
但中国历史过多地记录帝王将相的功绩，忽视了乡绅维护家族与国家稳定发挥的作用，我们读完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却不知道2000多年以来，老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和文明兴起的历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认识乡绅在那个时代，如何构建家族经济共同体、开启自然商品经济的大门、输送物质财富和文化资源、推进道德制度化、维护乡村公共秩序与国家有效运转，就理解了中国2000多年的改朝换代，为什么还能维持一个统一、稳定的文明体系和国家。
【作者简介】
张华侨，出生于湖北省孝感。1998年，先后在北京有关媒体任记者，采访了证券、金融、汽车、电子、科技、政府等领域的人士，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熟悉省市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差异等情况，发表了一些文章。
怀着探寻大河文明与国家兴衰的狂热激情，2003年9月，从青海到山东沿黄河行程15000多公里，采访了政府有关官员、企业、村民，以及生态如何恶化、文化兴起等； 提出“文明能量供给不足、文明的高度波动、高风险、高损耗，不利于老百姓积累财富”，导致黄河文明衰落等观点。
2005年以来陆续走访安徽、浙江、江苏、江西、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古老乡村、集镇，发现明清两代，形成了“家族经济共同体”、“道德制度化”，变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和商业信用，带动自然商品经济兴起，支撑国家运行、商人跨地区交易，造就了徽商、晋商等富有的群体。
为探索内陆与沿海工业化差异，2008年3月，对陕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有关县市调查；指出政治精英和资本阶层有效结合，培育了支撑地方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围绕小农耕种糊口的地区，形成“文明单向运行”，不可能推动一个地区从地理中心转向经济中心。
现在主要研究建国以来，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变革，提出了“国家有效制度供给”理论，即国家输送有利于推进工业化的制度，结合低廉的人力、土地、资金等资源配置，以及历史文化塑造统一的国民向心力，可以激励人民创造物质财富、提高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由农耕大国转向工业强国。
出版《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黄河调查》合著、《拯救乡土文明》、《让汉江告诉中国》等著作。
1000多年以来，乡绅以家族经济共同体、开启自然商品经济的大门、输送物质财富与文化资源、推进道德制度化，维系了乡村公共秩序与国家有效运转。
今天，我们应该认识乡绅的奉献精神，挽救中国人的道德危机，构建互助友爱的生存体系。
文 | 张华侨   出品｜头号地标   
人文指导 | 叶开（中国顶级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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