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采撷】城市与区域政策中的大型赛事：冬奥会的历史
在去工业化、经济转型和全球化时期，提升“城市奇观”或“大型活动”已成为一个关键战略，城市证明用这样的重大项目促进城市更新和再生的合理性，宣传城市的地位和个性，从而吸引新的外来投资和促进经济现代化。奥运会因为其越来越大的规模和从电视转播权获得可观收入的能力，已经引发了主办城市广泛的转型。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研究1924-2002年冬季奥运会对不同地区主办城市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城市政策中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衡量，冬季奥运会规模在20世纪稳步增长。冬奥会发展的四个阶段是显而易见的。这些阶段表明，冬季奥运会日益成为城市和区域更新及现代化的催化剂。
第一阶段，1924-1932年：很小的基础设施转型
小规模的冬奥会在人口很少的社区就可以轻易举办。在这个阶段，每届冬奥会只有250到5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冬奥会是发展度假胜地潜力的机会，前三届东道主居民人口加总只有9400人。因此，主办1928年冬奥运会(还有1948年)有助于加强圣莫里兹作为一种国际旅游胜地。
前四届冬奥会，对交通、住宿、体育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既无必要，经济上也不可行。建设雪橇赛场对于1928年圣莫里茨奥运会是昂贵和不可行的遗产。赛后，不到30人使用了这一设施。因此，1932年普拉西德湖冬奥会的组织者质疑是否需要2.5万美元才能在那里建造一座雪橇赛场的合理性。鉴于预期的高成本和低的后期使用，雪橇项目随后从普拉西德湖的方案中取消，直到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才重新引入。
在早期阶段，由于担心过度供给，主办方均为建设奥运村或新酒店，而是将地域管辖区内的已有的广泛住宿用作储备。1932年奥运会的主办方敦促在普莱西德湖村附近的酒店和村舍业主，为预计10,000游客预留住宿。最后，距离普莱西德湖村三个半小时的蒙特利尔的住宿也必须利用起来，以满足需求。
第二阶段，1936-1960年：新兴的基础设施需求
参与国和运动员人数大幅增长是第二阶段(1936-1960)的标志。相应地，在这个阶段主办城市更大(如1936年帕坦12,600人和1952年奥斯陆447,100人)，有更大的能力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
较大的城市中心往往更远离竞赛场地，因此需要交通满足运动员和观众。许多运动员和观众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跋涉相当长的距离，到位于险要地形的独立的比赛地点，有时还会伴随恶劣的天气。在1952年奥斯陆和随后的冬奥运会中，对交通基础设施，如新的道路、桥梁和滑雪电梯等的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奥斯陆也是1960年前唯一一个建立奥运村的主办城市，尽管它分散在城市周围，有计划的奥运后用途，如学生公寓、医院和老人之家。当时奥斯陆奥运会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程度是有争议的，因为当时欧洲仍处于严重的战后紧缩时期。
在第二阶段，还有两个主办城市有不到5000人口，限制投资在奥运相关的基础设施。1956年科蒂纳丹佩佐奥运会，当地旅馆老板们因担心旅馆床位竞争加剧而反对，初始的奥运村计划被迫放弃。1960年斯阔谷奥运会建设的奥运村相对于当地的小社区规模显得大了些，但对于运动员、官员和记者使用当地酒店的容量数量却必不可少。不过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建筑，因为城市的人口太少(4000人)，意味着没有可行的奥运会后使用。这些发展表明，基础设施的影响，跟往常一样，随着赛事持续增长。
第三阶段，1964-1980年：区域发展的工具
运动员和体育赛事的规模继续上升带来了更大的影响。五个主办城市中的四个在此期间有100,000人口，一个人口超过一百万。较大主办城市有更大的能力，以适应冬奥会不断增长的需求。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电视收入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1964年因斯布鲁克奥运会电视的收入贡献了597,000美元，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需要1550万美元。
随着主办城市有更多的当地居民，有目的建设的奥运村，后奥运会的再利用更有保障，特别是在1960年之后。在大多数主办城市，奥运村后来成为居民区、当地大学或学院的学生活动中心。例如，格勒诺布尔奥运村建在一个优先的城市化区，随后作为有800个房间的大学活动中心，一个300个房间的年轻工人酒店式公寓和52座公寓楼的街区。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部分因为规模的增加，冬季奥运会被认为是区域发展的工具。据主办方介绍，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将偏远的山谷变成了一个“跃动之城”。1964年因斯布鲁克奥运会是一个奥地利企业展示的窗口，尤其是那些滑雪设备，而1968年格勒诺布尔奥运会被用来加速伊泽尔省的现代化和重塑快速增长的规划系统(1946-1968)。日本政府将1972年札幌奥运会视为振兴北海道的独特经济机遇。不到5%的资本用于改善这些赛事的体育设施，大部分支出用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与奥运相关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成为区域发展目标的重要贡献。与1968年格勒诺布尔奥运会相关的道路建设投资占赛事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路网在区域分散规划促进经济的增长，包括从格勒诺布尔到日内瓦的高速公路，这是一个区域经济催化剂，使格勒诺布尔变成一个主要的会议和大学中心。城市关闭了格勒诺布尔埃邦旧机场，为奥运村让路，用圣地亚哥圣艾蒂安和弗洛德的两个新机场取而代之。1972年札幌奥运会，扩建了两个机场，改善了主要火车站，41个新的或改进的道路(213公里)和一个新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45公里)。
随着规模远超当地的金融和组织能力，与主办冬奥会相关的问题也在增长。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体育场馆横跨整个地区，批评者认为地理上的分散已经偏离了赛事的友谊功能，增加了运输的问题。鉴于格勒诺布尔冬奥会组织者累积的债务以及某些场馆被废弃或拆除，有关该赛事作为区域发展工具的长期局限性的警告开始增加。
第三个阶段，发生了唯一一次冬季奥运会主办权从丹佛易主，反映了当地对赛事成本上升的忧虑，以及商业利益主导下组织者对环境问题的忽略。一个叫“科罗拉多未来的公民”的行动小组将这个问题摆上了1972年11月州和城市的公投，由公民投票决定该赛事是否应该由州政府资助举办。结果有60%的人反对，致使丹佛被迫撤回其1976年运动会的候选资格。
其他地方也以不同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考虑环境因素。1972年札幌奥运会，只有托田四郎国家公园的惠庭峰靠近主办城市和适合速降滑雪赛事。国家公园理事会批准的条件是，赛后所有相关设施要被挪走，并将受影响地区的地形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第四阶段，1984-2002年：大规模的转型
第四阶段(1984-)见证了运动员和支持人员参与的最大增幅。到1994年，支援人员与运动员的比率是1956年的6.5倍。运动员数量也在增长，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有2400名运动员。1988年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奥运村已成为必要，以容纳运动员接近赛事场地。媒体人员的住宿也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独立的媒体村也有必要。当然，电视收入在1960年之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最可观的增幅是在1980年以后。电视的收入从1984年91.5百万美元上升至2002年的545百万美元，更高的收入部分资助了更大规模的城市转型。
这些不同的需求开始更明显地青睐人口较多的城市。自1984年以来，奥运会已在平均人口约370,000的城市举行。冬季奥运会的角色是作为主要城市基础设施转型和加强现代化的一种手段。因此，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契机，而1988年卡尔加里奥运会和1994年利勒哈默尔奥运会则寻求刺激振兴当地经济。卡尔加里为一家1980年成立的专业冰球队建设了奥运马鞍形体育馆(20,000个座位，700万加元)，更早显示城市的竞标承诺。然而，举办1992年阿尔贝维尔运动会所需的巨额投资似乎给法国北部其他阿尔卑斯山度假村寻求重组融资带来了更多困难。这也表明，奥运投资具有“机会成本”，可能会推迟或消除其他形式的投资。
鉴于这些变化，较小的主办城市面临投资于永久性的、专用的奥运村是否合理的问题。阿尔贝维尔(1992年)当时只有20,000人口，在布里德莱班翻修了一个温泉疗养院作为奥运村，而不是建造一个专用的设施。然而，由于距离体育设施太远，组织者不得不又在接近赛场的地方，利用现有的酒店住宿设立了七个较小的奥运村。经过这次经验，国际奥委会表示，倾向在未来奥运会建单一奥运村，以促进运动员之间的国际交流。
奥运会的规模日益扩大，也需要更正式地对待环境问题。在冬季奥运会筹备过程中，建筑物侵入脆弱的环境和化学品的使用已经成为主要问题。1994年利勒哈默尔奥运会的筹备工作首次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了保护鸟类避难所，计划的室内主要场地位置被移动，并且其热循环利用来自其制冷装置的过量热量。与供应商和承包商的合同还包括环境条款。受此影响，国际奥委会将环境承诺写入了宪章，2000年悉尼夏季奥运会则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筹备的核心主题。2002年冬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第一次被要求在申办文件中描述他们的环境计划。
结论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奥运相关的投资是否实现了组织者的意图，留下可行的和有价值的长期遗产。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后新的商业初创企业立即大量涌现，但这些有形的经济影响可能是短暂的，而无形的影响，如创建新的网络、技能和形象，则有长期的重要性。1988年奥运会对卡尔加里在美国和欧洲22个中心的形象影响的研究表明，在比赛前后不久，人们对卡尔加里形象的认识有所提高。这样的结果被称为“识别因素”，显示了这些无形利益对地方营销的重要性。
尽管冬奥会在过去的20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奥运会规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2001年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雅克·罗格宣布了改革议程。2003年7月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5次会议上，国际奥委会研究委员会提出了减少规模、成本和复杂性的100多项建议。该委员会的主要建议是开发一个奥运会模板，规定主办要求，能轻松识别铺张浪费。委员会报告的主要原则是鼓励共享场地和设施；最大化临时设施和只有可以证明是积极的遗产才允许建设永久性设施；减少贵宾预留座位的数量；促进举办城市间知识转移；并优化政府和主办城市参与整个规划过程。国际奥委会，特别是评估委员会，有责任将这些准则应用于选择和监控未来的主办城市。这些变化可能会增加欠发达国家获得举办奥运会的机会，但仍然需要为运动员提供高质量的设施和严格的安全保障。
当与举办赛事所需的高额公共部门补贴相对立时，预期和实际利益可能存在争议和竞争。主办城市需要为与奥林匹克有关的发展的所有方面认真制定综合和现实的战略。对奥运会主办城市来说，一个关键的挑战是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规划、旅游和环境的细致战略，确保有益的长期遗产，同时还提供一个有吸引力和令人兴奋的两周体育节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