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小人物也是伟大人物

很高兴能来到北京，因为中国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在苏联时期，我有一本书就是在中国出版的。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一个轮回，我又一次转了一个圈回到这里。中国30年来的变化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们也经历了30年的改革，但是你们的30年改革出了新的房子、新的道路，我们的30年改革，还是旧的房屋、旧的飞机、旧的汽车。现在在欧洲流传着一种说法：别谈未来，未来已经消失了，谈到的一切都不会实施，一切已经逝去了。

在中国，我看到了有未来，有希望，我对你们表示羡慕。

至于说到我的创作，已经40年了，我一直在写所谓苏联社会主义的演化过程。我认为，我们不能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我们的理想。

多么奇怪，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对一切还不明白，我们甚至害怕知道这一切。我们甚至害怕知道“二战”的真相。当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思考，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把它记录下来。我记录了普通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小人物”。我同那些人们认为根本都不值得和他们进行交谈的人进行交流，和那些根本都不需要听他们意见的人进行交流。这些人从来也不知道，也不去想那种伟大的思想，他们只是知道使用思想。

当我和这些人交流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人并不是小人物，他们也是伟大的人物。 

思想来自实践，而非空想 

我写了5本系列的图书，其中的两本谈到了战争，其中还有一本谈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件，另外一本谈到了苏联的消失，当然这里还有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我选取的都是在我们历史中最关键时期的一些材料。在红色帝国消失之前，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同一体系的思维，而消失以后，每个人都开始有自己的意见了。

我决定保留所有人说的真理。我在书中写了各种主义的人，每个人的观点我都去记录。其实我不是去想这个历史，而是去记录每一个人，我不敢说，对于每个被采访的人说的一切，我都会喜欢，有时候我理解不了他们，有时候我也不能接受他们所说的，但是我把自己的手背起来，我把手背到后背，因为我需要他们的声音。

我与中国的读者交谈不是很多，但是在我的交谈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中国读者认为，我们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在我们那里，信仰已经消失了，人们不知道该信什么，有的只是失望。

有一个阶段，叶利钦曾召唤知识分子说，你们应该想想民族的思想，现在普京也在召唤所有的知识分子说，你们应该思考民族思想了。但我认为思想不应该是坐在桌边想出来的，它产生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它来源于那些过得不是很舒服、对许多事情不明白的人们之中。

因为爱，让我坚持了下来 

我采访的这些人有一个特点，苏联的经历在他们身上留下很深的记忆，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我也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与被我采访的人一起，我们共同见证了、经历了共同的历史进程。

通过受访者的口述，我感到，他们对国家的很多东西是不了解的，甚至很多东西是断裂的。

在这个进程中，很多人曾在生活中经历了困难阶段，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生存。很多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抱有很大信念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坚信的东西什么时候会迎来第二次春天。

其实我也被很多人问起过：你从哪里来的动力，推动你把这样一个很宏观的事表达出来？

我觉得，因为我也是这个过程中的经历者，我尽我的能力描述出来发生了什么，我的父辈们在这个进程中感受到什么。

我很爱我的爸爸，我父亲这一代人，特别是我父亲本人，他们是这一时代的、悲情式的人物。除了对我父母这一辈人的爱之外，我也客观地去描述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无论好的坏的。我的父辈，还有我们自己这一代人，我们尝试过一些努力，试图转型，但是很遗憾没有成功。

苏联曾经是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从一个强国变成一个不太重要的国家，我应该写出这个过程中所犯下的错误，让更多人看到，这样未来的人们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坦白地说，这40年来的创作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住了。唯一能支撑我的力量是爱，我爱生活，我爱跟我共同经历这个进程的人们，我觉得是爱播撒了这样一个迎来春天的种子。 

我是一个有大耳朵的人 

我很少和当权者打交道，但是我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看到了战争这个问题。在我们那里，正在把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口号又给换成了一些宗教的口号，但这仍然解决不了战争的问题。在我们那儿，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应该努力奔向何方，他们有的人说普京非常有力量，有的人说普京非常软弱，有的人赞同乌克兰，有的人则相反。

至于说到现在知识分子在俄罗斯，他们主要读两部分书：一部分是德国有关上世纪30年代主题的书，也就是法西斯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还有的读上世纪20年代俄罗斯相关的书，也就是苏联十月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在俄罗斯，最可怕的是现在有些人正在变得物质化，这不仅是在知识分子之中，也在一些青年人中。

福楼拜说“我是一个笔人”，那么我说“我自己就是有一个大耳朵的人”。至于说到我写《二手时间》这个持续了十余年，这里经过了战争，经过了建设，经过了改革，我一直在倾听，当然我倾听的不是一个人的声音。

我也尝试过走进我自己的书里面，但是我的尝试始终没有成功。要是我参与进去，还能够看清俄罗斯的巨大痛苦，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灾难的“好处”是警示未来

我来自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明斯克是一个小城，白俄罗斯是一个小国，我们那里信息并不是很多。

我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一群人当中的一分子，我们试图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我们要怎么做。我很爱我的生活，我是很幸福的一个人，因为当你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搜集材料，约这些人去访谈，我把它们整理出来，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都是我喜欢的事，我干着我喜欢的事，所以我是幸福的人。

我是一个世界人，不是说我是哪一国的，给自己一个限定，而就是时代的一分子。其实我写过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书，也是我曾经创作的一个主题，我也亲历过切尔诺贝利区域，你在那的时候，你随时会被一种感觉所包围，你已经忘记了你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你只是觉得，因为这样的灾难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一个人。

灾难，特别是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核灾难，它的发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帮助我们唤醒我们反思自己，开始从自身上考虑问题。关于切尔诺贝利那本书在十个国家出版，它告诉大家的是一种警示和警醒，太阳照常升起，当一切很正常的时候，人的生命可能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喊自由的人常常不想自由是什么

之所以给我的书起名《二手时间》，因为一说二手，大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二手衣服。我叫“二手时间”，是我对自己国家当时发生事情的一个诊断。

我们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彼此各自成为新的国家之后，本来应该有一套自己民族的东西，应该有新的想法、新的看法和新的观点，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什么都没有新的，我们都回去了，以前是什么样，现在又变成这样，这就是《二手时间》这个名字的初衷。

我非常遗憾，应该有新的东西，但还是回去了。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家喊要自由，但是这些喊自由的人有几个懂得什么叫自由？大家都以为明天会有自由，但是你想在监狱里铁窗下的人，他一辈子都不会走出铁窗，自由对他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他也是自由的。

我们带着浪漫主义色彩去理解这个自由，自由貌似离我们很近，但其实这条路离我们却很远。只有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获得自由的道路如此漫长。

面对我采访的这些人，我也问他们什么是自由，很多人给不出答案，因为他甚至没有深刻地想过这个东西，他已经很习惯地去接受。所以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一条很艰难、很长的路。

写作是为了展现爱 

我的书里有很多角色，有很多声音，每个人都在谈论自己的一些事情，他们是多声部的作品。我们受那种从众文化的影响，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也说什么，其实应该像我的作品那样，应该多声部，每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很多人在从众文化，丧失自己应该有的责任感，比如说斯大林好不好，其实斯大林也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每个人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看重我所有书里的声音，它们表达着真实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真实想法的权利，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到真正发生了什么。

我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的思维没有限制在具体的事里，我更多是把经历这些事情的人的人性呈现出来。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爱着谁，我们为谁而感到遗憾，我们在等谁，所有这些人性上的一些东西，都会在历史和社会事件的大背景下体现出来。

我跟很多人聊、很多人谈，谈的时间很长，谈的东西也很多，写了很多，形成了很多材料，但是我真正写出来的并不是全部，而是个别的几行字。存在着一种对比，拿过来材料的本真的面目以及通过艺术的手法创作出来的艺术性，中间还需要再加工。

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不可以剥离开。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一阶段遇到的都是不好的恶的这一面，负面的东西很集中，但是有赖于人性的美好，你会去战胜你觉得不好的阶段。

人从本性上来说，是很容易失落和失望的，但是我还是很爱这样的人。我在阿富汗看到了杀人和被杀的场面，确实很难忘，但我就是希望我的书，给大家看到的不是恨而是爱。我创作的目的并不是把那些阴暗的、吓人的、阴森的东西聚集在一起，把读者吓一跳，我希望大家感受到真善美的方面，帮助大家成为真正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