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修订前言
时光匆匆，日月如梭，《政党与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一书初版到现在已12年了。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笔者因专业关系研究了多个中国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和离开大陆的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甚至已经消失在历史山洞中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的历史和现状之后，正值国际上因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共消亡之际，政党和政党政治现象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必须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世界各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发展变化状况。在当今世界，政党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事务及其体制的运行中处于中心地位，国家政权通过政党来行使，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遍的政治现象。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按照一定关系结构形成不同模式的政党制度，推动着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和政治制度运行。长期的专业研究和教学使我萌生了一种观点：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当代世界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受一定通则和规律支配，在其成败利弊的和兴替背后有一定内在逻辑的作用。一个国家政党的兴衰成败对这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影响至关重要，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渠道是否畅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状态，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关系到身家性命。具体到各个国家，因民族社会文化和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决定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它们在历史发展、制度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也就是说，政党和政党制度既可为民造福、为国昌盛；亦可为祸国民，导致国破民穷。因此，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普遍规律和历史发展、制度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差异特征，有利于一个国家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发展趋利避害，取长补短。人们说，政治学是治国安邦的学问，我想以政党和政党、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作为核心内容的政党学如果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治国安邦的作用是显现而直接的。
怀抱这样的想法，笔者即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20世纪90年代，积10多年之心力，撰写了《政党与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一书，记得当时找过多个出版社，都因题目敏感而不愿意出版而作罢。人们在当时普遍认为，“党史、党建”是我国研究政党问题的专业方向，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就足够了，与世界各国政党与政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既无必要，也是不可想象的。重重碰壁之后，我最后抱着试试的态度找到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不愧是国家级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张秀平编审看完书稿后，以独到的眼光和魄力，支持本书的出版。在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2001年5月本书得以面世。
应该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本书有许多嫩稚之处，甚至采取的文中注注释方式，未关照到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规范。但作为比较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最早的原创性成果，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拓展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定式，建构了政党学研究的基本架构。本书在许多方面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论述，引起了从学术界到政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在没有大专家大媒体作书评介绍的情况下，各个大学政治学、法学专业，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几乎都把本书作为必读书目；各级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系统以本书作教材，甚至各级领导干部们在本系统、本单位上党课、讲话中也引用本书的理论观点。承蒙读者们的厚爱，本书一版已五次重印。我想，这在近些年的学术著作中应该是不多见的。
本书重在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政党学的基本架构，通过比较研究提升对这些问题的思辨性。即使在今天看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和论述仍有合理之处。此次修订，对反映10年前各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面貌以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研究程度，引用的材料和内容未做大的修改。但毕竟10多年过去，对于政党和政党制度发展新情况和作者一些新感悟，在以下方面做一说明。
一、需重新认识的21世纪政党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任何事物一样，世界各国政党与政党制度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出现了需要人们重新认识的政党现象。
一是政党数目大大增加。当本书初版时世界各国政党共有5100多个，现在竟有6200多个。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党家族成员的多少，只是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生态，并不能与政治进步划上等号。实际上，在许多国家或地区，政党的收缩消亡是正常的社会政治现象。不论在我国还是在国外，历史上的许多政党并没有存续下来。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到2012年登记在册政党有230多个，名目繁多，林林总总，可谓多矣，但政党数目仍在增长。总体上这些政党以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分野，难以跳出蓝、绿两大阵营的窠臼。
在其他国家，政党的泡沫化成为常见的政治现象。如在拉丁美洲，据统计，在20世纪11个拉美国家的166次立法选举中，大约1200个政党参与竞选，其中只有15个政党即1﹒25%的政党参与了本国所有的选举，只有3个政党竞选次数达20多次，80%的政党在消亡之前只参加过一场竞选。
二是党派的极端主义现象更为突出。首先，宗教性政党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增强并有逐渐向外蔓延之态势。西亚、北非的伊拉克、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宗教性政党数目大增，宗教性政党的特征作用更为明显。宗教性政党与世俗化政党纷争不断，是所谓“茉莉花革命”后在埃及等国不断上演的戏码。其次，极右翼政党数目增加。2011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对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产生了严重影响，经济危机，政局不稳，政府更替频繁，人们对政党、政客的厌倦使极右翼政党的数目和势力大为增强。
三是西方主要国家在最近频繁出现政党恶斗致使“无政府政治”或“政府关门”政治问题。
首先，“无政府政治”典型的案例，是近年来比利时因党政出现世界上组阁时间最长导致“无政府政治”时间最长的问题。比利时的政党主要有9个，它们主要建立在语言基础上，可分为法语政党与荷语政党两大阵营，北部弗拉芒语区和南部法语区之间长期存在对立现象。比利时联邦议会于2010年6月13日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因有关调整弗拉芒语区地位以及增加政府权力和资金的改革提议导致谈判破裂，法语、荷语区两大阵营争执不休，组阁谈判自2010年6月议会选举以后举行多次而无结果，导致新的政府迟迟无法产生，至2011年12月5日，在欧盟要求在欧元区国家必须对欧债危机问题表态的情况下，才打破僵局产生了新的一届政府，“无政府”状态持续时间达541天。这是世界各国在选举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组阁过程。新政府的产生，缓解了人们对于比利时这个位于欧洲心脏地带、人口1000万的国家可能崩溃瓦解的担忧。
其次，是美国政党制度对政府关门的影响。政府关门，或称政府关闭（Government Shutdown）是美国独特的政治现象，它与美国独特的政治运行逻辑、美国总统与国会权力互动以及两党政治运作相互作用的结果相联系，因对美国民众和世界所产生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而受到媒体及学界的极大关注。2013年10月1日至17日，因国会未能通过新财政年度临时拨款预算案，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被迫关门。这是美国历史上第18次政府关门，历史上最长的停摆发生在1994年，长达21天。本次停摆的原因，在于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与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就总统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互不让步，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至少三次提出不同版本的临时拨款议案，但都与阻挠奥巴马医改实施的内容相捆绑，均未得到民主党掌握的参议院通过，联邦政府遂于2014财年开始的第一天10月1日起部分关闭。最终，经过16天的协商，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2014财年政府预算与调高公共债务上限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政府关门告一段落。美国政党政治与分权的、联邦制的宪政体制互为表里，政党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深受宪政体制的影响。美国独特的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总统制的两党制以及松散的政党组织形式，造成了鲜明区别于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模式，政府与国会难以像欧洲一样由政党统合起来，独特的政党现象与“分裂的政府”正是政府关门的制度原因。这次政府关门可以被认为是民主制度运行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讲，这一代价颇为昂贵且不必需，徒增人们对于政党恶斗的反感而已。
二 比较研究之目的在于借鉴
比较研究的关键在于借鉴。从政党学理论的应用来讲，就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而言，必须汲取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和苏共消亡的惨痛教训。
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除必须具备政党组织、政党领袖、政党社会基础等硬件外，党魂、党德、党风等软件对于政党的兴衰成败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党魂是指以什么理论、主义为指导，主要解决为谁而战和为何而战的问题；党德是千千万万个政党成员的品质所凝聚体现的政党道德形象，会产生对社会大众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党风即党的作风，是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的态度和行为，并相互感染形成的风气。仅以国民党和苏共这两个曾有长期执政历史的政党为例，看它们是如何成为前车之鉴的。
一是失去大陆的中国国民党。对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原因，海峡两岸有不同的观点，然而人们今天想知道的是，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是如何看待的。其实自抗战初期，蒋介石就纠结于国民党自身的腐败、软弱和无能，这使他深深忧虑并陷于困境之中。国民政府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克扣军饷，从购买军工用品中舞弊，倒卖军用品，强占强募财物，以军舟、军马、航空机装运违禁漏税物品，有意扰乱金融，违令收募捐税公债，擅提截留公款者，判处死刑、无期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见国民党军政人员贪污腐败的严重性。1939年1月，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讲话颇为沉痛，“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散漫凌乱，纪律废弛，不但丧失了党魂，几乎连躯壳也不复存在”，“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在党外人士和一般民众看来，“党部就是衙门”，“党部委员就是官僚”，“‘官僚’这两个字 ， 就是贪污偷懒、敷衍虚伪的总名称”。蒋把国民党的表现归纳为：懒惰、虚伪、散漫、迟滞。“由于党的腐朽，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党员离开了党，而党外有才华的人又不愿加入”。“一般民众对本党没有信仰，就是对我们抗战的政府没有正确的信仰。我们抗战而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仰，这是绝大的危险！”蒋介石说：讲这样的话使他深感悲痛，“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正在衰弱中死亡。除非国民党现在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否则历史不会给它第二次机会了。”
在国民党一党训政之下，八年抗战国民党贪污腐败沉疴日重，抗战胜利后变“接收”为“劫收”，更使国民党病入膏肓。国民党内曾有革新派呼吁改革，1946年7月《革新》周刊创刊号刊登《我们的呼声》，检讨整日三民主义和总理遗教不离口的国民党并没有实行三民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国营民营事业诸端也均未实行。只看见官僚资本，以及其他寄生者之投机横行，腐蚀国民经济，使全国大多数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今日的本党，已为官僚主义及派系主义所腐蚀，政府各机关多泄沓因循，虚张粉饰，丧失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各级官吏多瞒上欺下，鲜有救国救民的抱负，无论政府机关或党务机关，一切措施多与人民相隔离，成为腐败的衙门”。 “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内有党，党外无党；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实亡。” 1947年秋天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时，仅有107万、8800 人，比抗战胜利后总清查时的262万、9975名减少60%。
对于失去大陆的原因，蒋介石并不认为共产党“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失之所招致。”
二是自我埋葬的苏联共产党。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已22年，究竟是什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其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位的探讨和研究，论文著述不计其数，包括《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概括说来主要观点有：“三大垄断”说（即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即本书所持观点）；体制弊端说（党的组织制度的衰败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改革失败说；蜕化变质说；精英叛变说；党群疏离说；腐败亡党说；“斯大林模式”说；和平演变说；戈氏葬送说；民族矛盾说；军备竞赛说；舆论失控说等等，对苏共败亡的原因认识不尽相同，但不同的认识会导致不同借鉴。
作者认为，苏共之所以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最深层次原因是权力制度结构造成的，这种权力制度结构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政党的外部结构来讲，苏共实行纯粹的一党制，从名义上和实际上都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苏共高度垄断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掌握国家政权也掌控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生活。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领导者都必须是共产党员。因无政党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就不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一党制的种种弊端在苏共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
第二，从苏共内部权力来源讲，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均由上级委派，构成了层层向上负责的权力金字塔。长期的干部委派制导致苏共脱离群众，在政治上逐渐蜕变成一个游离于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外的特权阶层。特权阶层享有特殊工资、特殊供给、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教育的权利，人数达到50万至70万人，加上家属约为300万人。特权阶层的滋生必然导致腐败，特别是吏治腐败卖官鬻爵，就连党委书记也都明码标价，“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l0万卢布”。党的特权、腐败阶层的产生严重败坏了党的风气，腐蚀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制造了巨大的社会鸿沟，瓦解了苏共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严重败坏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更大的危害在于，党的特权、腐败阶层利用对国家资源所拥有的支配权，大肆侵吞国家和社会的财富，“斩断”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就必然改变党的原有的性质与宗旨，这样的党最终就必然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第三，从苏共自身制度结构来讲，权力高度集中是革命性政党的突出特征，革命性政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国家成为执政党后，应逐步通过体制的变革克服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苏共则与此相反，由权力高度集中发展到斯大林个人专制，突出表现在该党内部以制度化的暴力肃清异己分子，1937-1938年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大清洗完成了大换血，实现了对党的领袖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斯大林时期拒绝改革，赫鲁晓夫执政11年则是“唯意志论”的随意性改革，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僵化保守延误改革，后在两年四个月中就有三位苏共领导人先后病逝，最后积重难返，到戈尔巴乔夫自我埋葬式的改革，将苏共和苏联彻底置于死地。
第四，苏共的权力制度结构导致党魂泯灭、党德丧失、党风腐败。苏共历史上的“肃反”和“大清洗”，对党自身肌体造成了极大伤害。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大清洗后最可怕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这样的政党文化严重败坏了党的风气。同时特权腐败阶层使苏共在党德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及至后来苏共全盘否定党的历史，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抽空了党的灵魂。
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做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显然，在民众心里，执政党只代表少数掌权者的利益，成为少数特权者手中的工具。在苏共历史上，党靠自己清廉、勇于牺牲奉献的作风和形象激励过千千万万的人献身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但是当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力、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的衰退是必然的。当这座权力金字塔大厦轰然倒塌时，人民漠然地站在远处，无动于衷。归根到底，苏共灭亡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一模式本身的一系列原则性结构缺陷”，“特殊的世界实力政治格局下的不利的外部环境”只是催化剂。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共与苏共在政党特性和组织特征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同一民族文化土壤中先后执政，受同样的传统社会文化影响。国民党与苏共同时由于均是由革命性政党发展而来，政党取得政权的机制与议会民主型不同，一旦失去执政地位即进入历史的山洞，历史不会再给它第二次机会。苏共和国民党取得政权的方式都是革命式的，它们的前车之鉴就具有特别的惕励作用。
三 政党制度的形成方式既是“长成的”也是“做成的”
英国19世纪著名政治思想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其《代议制政府》一书中说:“一国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而决不是故意的目的的产物。”“如果充分符合民族的感情和性格，通常是持久的，经过连续不断的凝聚，就构成适合该国人民的政体。”因此他的论断是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 当今世界各类政党制度都有一些大致相同的运作方式和规则，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特点。但是各国政党制度的形成都同本国的国情密切相关，都会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性。政党制度是一个具有生命的复杂体系，这一肌体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传承相互交融。就西方主要国家而言，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各国宪政历史密切相连。宪法作为政治共同体法律秩序的基础，在国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基础和依据。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社会政治现实中配置政治权力，支配着政治权力形成和行使的过程，规范社会各个领域的政治体制，影响和决定着政党政治的运行方式和机制。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大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在议会或总统选举的过程中形成并逐步发展成熟的。规范性的表达途径使政党在一定的政治框架内竞争，而不是暴力相向导致国家分裂，这样就形成了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可见凡是由本国社会历史发展而来的政党制度都有不可模仿的特殊性。这样的政党制度适合本国国情，深深根植于本民族土壤之中，具有较强的抗风险防震荡的能力。
英、美政党制度产生历史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英国政治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秉持渐进的原则形成和发展的，渐进、累积性的及总体和平的政治变革开始于17世纪。随着从国王向议会的权力转移，政党形成，内阁制度确立。再随着扩大选举权的1832年和1867年改革法案实施，议会制的两党制逐渐形成。到20世纪初，“影子内阁”制度产生并渐趋完备。英国实行内阁制，从形式上看，由内阁负责行政，议会负责立法，行政与立法分立；但从事实上看，行政、立法两权已经由执政党连结起来，不再分立与制衡。也就是说议会和内阁这两部机器，同用政党这部马达来推动，所以“议会和内阁只是宪政的表象，实际运作权力的主体是政党”。 同时由于英国政党的组织特性、严格纪律、领导方式与宪政体制的运作互相影响，才使得英国议会制两党制得以确立和发展。
在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是在没有形成国家特性和国民性格之前，按照一定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设计并确立了一套政治制度。根据成文宪法设计建构的联邦制、权力制衡和司法审查是美国宪政体制的根本特征。美国的宪政体制在运行的历史过程中衍生出总统制的两党制。美国两大政党组织松散，毫无纪律可言，因此从国家到政党权力集中的程度远逊于英国。有两种情况在美国总统制下会发生，但在英国内阁制下则不可能发生：一是行政权和国会两院分别掌握在不同的政党手中时，等于在宪政体制上的权力对立之外叠加了第二层的政党对立，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因而更加强化；二是如果行政权与国会中一院的多数党同属一党，权力的分立也会强化。这是宪政中三权分立的特性和制衡精神在政党制度中的体现。政党政治与分权的、联邦制的宪政体制互为表里，使得总统制的两党制得益于结构松弛、无纪律可言的政党组织配合，能够顺利运行。由此可见，美国的政党制度并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适应美国国情和宪政体制运行的需要自然生产的。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对“长成论”的有力佐证。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在中国人民争民主求独立的斗争中形成的，也是与多党制和一党训政制度在中国的破产分不开的。中国政党产生于1905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人们以为向往已久的议会制多党内阁制即可实现，几个月内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数百个政党，并进行着目不暇接的分化组合。英国政治学家艾伦﹒韦尔把15个或20个以上的小党彼此展开竞争称为“原子化多党制”，一般发生于推翻专制统治、党禁初开之时，“是在民主化早期发展阶段出现的一种现象”。 民国初年出现的“原子化多党制”非真正的多党政治，因没有一个政党能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实行一党训政制度，军事围剿和特务统治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突出特征。抗战后期，结束一党训政制度、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呼声。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中国的天空出现了议会民主多党政治的一线曙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合作，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努力。然而国民党为继续其一党专政，不惜发动内战，并宣布民盟等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民主党派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历史走向的必然。在协商建国、民主建政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特殊历史发展道路决定了多党合作制度既区别于一党制、又区别于多党制。这种特殊性建立于历史发展的政治基础之上，是不可以逆转和假设的。政党制度符合国情与否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政治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决定了其竞争力的高低。正是由于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产物，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沃土之中，所以能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而卓然挺立，表现出强大的防震荡抗风险的能力。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多党制风潮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不断完善，为改革开放以来巨大成就的取得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政治制度又是“做成的”。人类的政治智慧可以作用于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凡是成功的政党制度都是与时俱进而非僵化不变，都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这方面德、法两国有的成功案例。
战后德国多党制是汲取魏玛共和国多党林立、政治混乱，使纳粹党通过合法途径上台、发动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深刻教训后进行改造而形成的。《基本法》规定联邦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政党参与形成人民的政治意志”， 确立了政党的宪法地位，强调政党的宪政作用，实行以政党政治为运作基础的议会制，把政党看作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中心力量。1967年制定的《政党法》规定，政党塑造民意的途径有二：一是执掌政府大权，一是参加选举。又规定一个政党如在六年期间未参加任何联邦或州的议会选举，其政党资格将被取消。在选举制度上，采取了限制小党参政的两票制和“5％条款”，即在同一次选举中，选民投票要同时投出两票，分别选出一名选区议员和一个政党。其中第二票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必须获得全部选票的5%，才具备按比例代表制分配议席的资格，所以“5％条款”也叫做“关门条款”。这一选举制度的实行，导致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为主，联合自由民主党或绿党执政的“两个半党制”。为联邦德国的政治稳定创造了条件。
法国一向是一个多党制国家，也是多党制的发源地。在第四共和国时期（1946年至1958年）实行议会制的宪政体制，多党林立。各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差距甚大，再加上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阻碍了政党间的合作或合并。因此政局不稳，内阁更替频繁。1958年依照戴高乐的理念制定了1789年革命以来的第16部宪法，纠正了第四共和国时期所产生的问题，巩固行政权，限制立法权，将主管国防、外交的权力交给总统，实行总统和议会均由全民直选的半总统半议会制。这种“半总统半议会制”使得各政党左右政局的能力大大削弱，纠正了多党议会制弱点和不稳定性。长期以来法国虽多党并存，但政党的政治光谱色彩鲜明而典型，直到现在能左右法国政局的只有四个党派，即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形成右、左两翼主导与极右翼等小党并存局面。第五共和国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征和独特运作机制，并由此衍生出与之相适应的选举制度与权力制衡机制。它兼有总统制和议会制这两个政治体制的特点，是这两种体制折衷和妥协的产物，但又不是总统制和议会制的简单混合体。
由此可见，政党制度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不能强行简单移植，同时政党制度必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人类政治智慧可以作用于政党制度，对它进行限制或改进。在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虽然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产生，但经历过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多党合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意见》，明确了执政党和参政党各自的地位和性质，明确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明确了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基本点即“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中共十六大以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向前进。中共十七大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高度，对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做出全面部署，要求人民政协推动制度创新和工作创新，更加奋发有为地履行好自身职能。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渠道作用。这些举措使得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呈现与时俱进的态势。
四 中国共产党近十年政党转型的表现和特征
办好中国事情的关键在党。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各民主党派，作为政党制度的一体两面，构成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深得民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逐步改善权力制度结构，对权力产生、运行的每一环节进行监督。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作用，使党和国家各项制度相互衔接，协调发展。建设廉洁政治，以最大力度惩治腐败，以铸党魂、凝党德、正党风，深刻汲取苏共的惨痛教训，正在走出一条跳出执政党衰败的“周期率”的新路。
近1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在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表现为提出依法治国、扩大执政基础、强化执政意识、加强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中国共产党转型的第一个方面，表现为提出依法治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现在，实际上实践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特别是党的领导体制，由原来的终身制转变为现在的任期制。同时，强调制度的作用，重视制度的建设，从一个法理的、依法治国的角度来治国理政。此外，更加强调对社会的治理，更加重视大众的需求，立足长远面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表现为扩大执政基础。从最早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到后来强调“两个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政党的阶级基础或者社会基础要根据时代变化而变化，而从“两个先锋队”到提出“三个代表”，实际上就是在强调社会基础的扩大，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涵盖到当中来。
第三个方面，表现为强化执政意识。这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首先，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政权的得来不是天然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其次，尊重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吸收世界执政党成败的经验教训。第三，重视处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关系。从十六大以后，共产党开始重视处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关系，包括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五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党关系，把政党关系作为国家重要政治关系来处理，就是注意强化执政意识的显著表现。第四，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主要是党员的权利问题，包括如何让党员充分行使权利、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的民主选举，还包括党管干部，并将党管干部与民主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强调党管干部，但不是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干部，而必须通过一定民主程序。
第四个方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2000年以后，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有五个方面的能力要求，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其实加强执政能力主要是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以及如何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第五个方面，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社会各个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重大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强调构建和谐社会正是着眼于解决此类问题。总的一个目标，则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惟其如此，中国梦和每一个人的梦想才会实现。
第六个方面，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人心向背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群众路线教育是在重视赢得民心，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只有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理顺了，才能破除四风。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长期性，党的风清气正，才能获得社会民心，失去民心、离心离德，是非常可怕的。
从以上归结来看，中国共产党当下的转型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自觉性：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可以同苏共对比，苏共到了勃涅日列夫时代遇到了很多矛盾和冲突，但是苏共在这些矛盾和冲突面前表现得非常僵化，没有任何回应。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共产党有一个自觉转型的举动。
渐进性：逐步淡化意识形态。政党转型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淡化意识形态的争论，到了2000年前后，我们逐步开始尽量少使用一些体现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和语言。这其实与时代相连。时代发生变迁，理论观点也必须随之发展变化。如此才能建立党的社会基础，才能够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是与整个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方向是相违背的。
长期性：基于上述对于中国共产党转型的归结和判断，中国共产党从执政方式和理论观念，开始与时俱进，但还远远不够，现代的社会，民意的表达来得比较及时，对于很多问题的处理，需要反应快，判别清。政党转型，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责任编辑张秀平女士为本书的修订出版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她要我在此之际可以说点自己想说的话，所以就以上拉拉杂杂，说了这些。不妥之处，尚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深深感谢张秀平女士，也感谢关心本书的各位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