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故事里创造“世界新景观”

目前，《战狼2》《红海行动》包揽中国影史票房榜冠亚军。作为非常典型的主旋律电影，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主旋律创作在近些年的新开拓：对“类型电影”这一概念的精确落实；用世界性的语言叙述中国故事，在中国故事里创造“世界新景观”。它们收获的不俗口碑和在市场上的耀眼表现，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新主流电影有何突出特点？为何成为市场新热点？未来还有哪些挖掘空间？南方日报特别邀请了四位国内知名电影研究专家进行圆桌对话。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刘长欣 实习生 梁龄

策划统筹：郁石

本期嘉宾

尹 鸿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赵卫防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

左 衡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

李学武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

特点▶▷尤为注重叙事性

南方日报：与传统的国产主旋律影片相比，新主流电影有何不同？

尹鸿：有一段时间，我们总觉得主旋律电影没有主流市场，主流市场的电影又没有体现主旋律，两者之间产生了脱节。而从《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无问西东》到《战狼》系列和《厉害了，我的国》，我们慢慢发现，主旋律电影可以实现主流价值和主流市场之间的融合。

在我看来，新主流电影有两个特点：一是既能够被大众认知，为大众所共享，但是又表达了主流价值；二是在创作上采用了类型化叙事，制作水平也有所提升。

赵卫防：我认为新主流电影是由传统主旋律电影进行美学升级而成。新主流电影延续了主旋律电影中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更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了立体化，体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引入类型元素。

此外，相较而言，新主流电影尤为注重叙事性，无论《红海行动》还是《智取威虎山》，它们的叙事都能围绕一个简单但特别清晰的主线来展开，而副线较为复杂，副线下又设置了非常密集的具体细节来支撑。这使得每个细节都有戏剧小高潮。

左衡：我认为新主流电影有几个要素不可缺少。第一，电影主题与国家意志或者说在意识形态上相匹配；第二，拥有更强大的工业制作水平，包括大投资、现代技术的加持，最先进的电影视听语言和制作的逻辑。宏大的主题、精良的制作，都构成了一脉相承的文化生产逻辑。

从电影生产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新主流电影未来能代表中国电影产业和工业生产的某种标准，而且是很高的标准。它反映着从普通观众到国家层面，整个社会正在逐渐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的认识。

变化▶▷展示国家背后的个体

南方日报：从主旋律影片在市场上被冷落，到如今新主流电影成为市场新热点甚至票房支柱，您怎么看反映到市场上的这一变化？

尹鸿：其实创作者前些年也在尝试让主旋律电影“叫好又叫座”，只是成功的案例比较少。之前主旋律电影的叙事，要么跟个人没有关系，要么过于“圣人化”；而新主流电影强调国家强大的同时，也会展示国家背后的个体，使得这类作品有了个人选择和视角。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得到呈现，我想这是新主流电影得到观众认可非常重要的因素。

赵卫防：新主流电影的主流价值观导向特别明确，宣扬正能量，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激活了观众内心潜在的英雄主义和爱国意识。很多影片只追求娱乐性及市场效果，而在国产电影价值观迷失问题广为诟病的当下，新主流电影显然更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左衡：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整个社会背景的转变。前些年，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期待还停留在表层，更愿意为娱乐而消费；近几年，则更愿意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去维护国家形象和国家意志，也更加积极和有信心地看待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李学武：商业电影和主旋律本就应该是一致的。商业电影追求票房，即吸引观众，不过“迎合”观众的诀窍绝不是低俗，而是表现能被大多数人认同的人性和价值观。好莱坞大片部部是美国的“主旋律”，已说明了这一点。

以往一些主旋律电影叙事能力较弱，导致市场反应平平。然而从《战狼2》到《红海行动》，更多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国家层面，从电影史的发展规律来看，接下来很可能会“内向转”，转向日常生活，凡人小事，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个人层面。观念必须靠人物、故事来呈现，我想这也是其受到市场欢迎的原因。

突破▶▷让人物不再“公式化”

南方日报：近几年，赢得高票房的新主流电影大多出自香港导演之手，而吴京也曾在香港拍片多年，是否可以理解为港味类型片能够成为“主旋律”突破口？

尹鸿：内地成长的导演往往认为拍摄主旋律电影只需要传达正能量，拍摄时就会习惯按照过去的拍法，而香港导演从入行开始，就在学习怎样跟观众沟通以及让观众接受的问题。视角的差异化，使得他们在拍摄主旋律题材电影时没有那么多束缚，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寻找到合适的角度，进而完成主流价值观的传达和转化。

赵卫防：我认为，林超贤、徐克、陈可辛等导演在拍摄内地主旋律题材时，能够把他们过往所感受到的人文理念和内地的主流价值观进行成功地融合和对接。这种对接，既保留了对鲜活个体的关注，让片中人物不再“公式化、刻板化”，又能拓展主流价值观的深度。这使得主流价值观的表达方式不再单一枯燥，而是更为多元化，并获得了思辨的深度。同时，内地电影类型片基础相对薄弱，而香港导演本就有类型美学的传统，在拍摄新主流电影时既延续了类型传统，又进行了创新，所以能够收获不俗口碑。

左衡：在新主流电影的概念下，吴京和林超贤其实都算是新人。吴京做武打演员出身，现在成为一位导演或是电影作者，而身为香港商业片导演的林超贤，现在进入了内地新主流电影的生产逻辑中来，从这一角度来看，两位都是新人。再看他们匹配的团队，明显也是一批较新的演员，鲜见娱乐片里的“小鲜肉”或偶像明星。新导演、新的生产理念、新技术，这构成了“中国电影新力量”，在我看来，新主流电影的提法，实际上折射出电影新力量的涌现。

南方日报：客观来说，近些年不乏中美合拍片，成功案例却不多。您认为，在创作新主流电影时，该如何把握体现中国精神和汲取外来经验之间的平衡？

左衡：我个人认为，之所以近年的中外合拍大片成功的案例不多，是因为一旦合拍，就会变成人家看中你的市场资源，但影片整个骨子里几乎是好莱坞式的东方想象。

据我了解，现在国内一线导演与海外谈合作时就很郁闷，一开始我们很认真地谈，“能不能同时出现中外英雄”，联手来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方并不愿意，最后发现主导权还是不在自己手里。那请问这样的合拍对于中国电影人或中国观众来说，到底过不过瘾？所以我认为，借鉴好莱坞经验已经不再重要，国际化也不仅仅呈现于国际合作，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在“以我为主”的状态下，拿出属于中国的一套制作模式和电影标准。

李学武：我个人更倾向于一种观点，即各民族讲故事的方式基本一致。世界通用的叙事规则，当然可以体现中国精神。好莱坞总结出很多技巧，如人物一定要有发展变化等等，也是根据大多数观众观影的心理总结出来的经验，在我看来，与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应该都没有冲突的地方。

展望▶▷形成中国电影新流派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新主流电影与体现文化自信之间的关系？

尹鸿：我们关注到，中国最近的影视剧忽然开始把中国人放到国际上了，包括一些生活类的电视剧，如最近播出的《恋爱先生》《谈判官》，讲述的是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舞台，展现的是“中国人看世界”的视角。

而中国的电影也走向了世界舞台，《唐人街探案2》也是在纽约拍摄。值得关注的还有，从《湄公河行动》到《战狼》再到《红海行动》，都采用了国际化主题即“反恐”，彰显的是对人道主义及应对人类和平威胁的关注，从这一点来看，国产军事题材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我们开始在电影中加入国际主题，用我们的声音去发言，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

赵卫防：毫无疑问，新主流电影体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及价值观，同时带有能被全球所认可的“普世性”。

如《红海行动》用三个层面诠释了爱国主义。第一个层次表现的是蛟龙突击队对集体同胞的解救，所表达的爱国主义与其他同类影片并无区别。第二层面则突出了对个体同胞的解救，以此种表现，凸显了国家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而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也因此被赋予了人文厚度。第三个是“解救人类危机”的层次，升级到反恐、反战和拯救人类的高度，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当今世界性崭新的话语主题，体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担当和大国责任。

南方日报：接下来，主流题材影片创作还有哪些挖掘空间？

尹鸿：我建议，可深入探究“中国式文化工程”的模式，即从创作角度，采取香港团队与内地团队合作，各政府部门与民营电影公司携手，各方共同发力，完成这项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工程，进一步打造更有影响力的主旋律作品。

赵卫防：现在的新主流电影主要集中在战争、警匪等类型，从题材上来说也有一些拓展空间，例如现实题材的剧情片。我认为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也可归为新主流电影，片中展现了人性的丰富性，且与内地主流价值观有充分的对接。不过，香港导演拍摄新主流电影，主要依据类型美学的根基，若抛去类型片元素，我估计也不是他们的长项，比如徐克导演离开他擅长的类型，或许就难以达到过往的艺术高度。除了动作类型之外，我想科幻类型或许是新主流电影未来在题材和类型上的突破口之一，但鉴于科幻类型对华语电影人来说尚为短板，能否像动作片那样赢得观众好评还需观望。

左衡：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从文化传统上讲，中国新主流电影应该和中国的历史思考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中国电影能否成为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和哲学在现代建构上的形象表征？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也许我们记住的不再是某个大片或是大片的序列，而是记住某位“大师级”的导演；或者是，若干部作品构成的一个作品群，形成中国电影的一个崭新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