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状元”看明清士林的精神转向
作为国家选拔“公务员”的一项制度，科举并不是选拔“著名文学家”，而是选拔优秀的治国理政人才。这就造成了士林人格的两重性，尤其是状元，首先应该是政治的，然后才是文化性情的。如果错位，对国家而言是“事故”，对状元个人而言就是“故事”。下面就来说点与正史不同语境的状元故事。
首先出场的是弘治三年(1490)状元钱福，《明史》里连个本传都没有，来看其他史料中的钱福简历：钱福(号鹤滩，1461—1504)，华亭人(今上海)。弘治庚戌科会试第一、廷试第一，钦点状元。小时候，钱福得了一种奇怪无比的毛病，差点送命。不久，其父做了一个梦，有人对他说：“你儿子就是吴宽哪！”吴宽是成化八年(1472)状元，官一直做到了礼部尚书。据说钱父做梦时，吴宽还没有高中。后来，钱福与吴宽竟同年去世。笔记里就是喜欢记些“怪事”吸引眼球。比钱状元稍晚的陈洪谟点评说：“(钱福)为人落魄，不自珍重”，结果“以行检不立，考察作有疾黜退”。
钱福的前半段科举人生真的和苏州人吴宽很相似，但人生的下半场却大相径庭，问题大概就出在“行检不立”上。冯梦龙《古今谭概》有钱福轶事一条：
钱鹤滩(福)已归田。有客言江都张妓动人，公速治装访之。既至，已属盐贾。公即往叩，贾重其才名，立日请饮。公就酒语求见。贾出妓，衣裳缟素，皎若秋月，复令妓出白绫帕请留新句。公即题云：“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褚人获《坚瓠集》也收录了这条笔记。听到外地有位美姝，已经退休的钱福竟立马打扮一新奔去求见，士林中可能看作是“性情”，而在道统看来就是“老不正经”了。这首诗打的是油，写的是盐，搅翻的是醋，真有“文化”啊。但卖弄的是才情，丢掉的却是状元声誉。可见当时对士林性情的评判明显因位置不同而有不同标准。
第二位出场的状元叫康海(字德涵，号对山，1475—1541)，康海的名气比钱福要大得多。他不仅是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还是明代“前七子”之一，创立了自己的文学流派。《明史·康海传》只有几行字，如果把他看作著名文学家显然是远不够的，但正史把他当状元来评价，仅给几行字，说明康状元是国家的一个政治“事故”。
康海是武功人(今陕西武功)，与太监刘瑾算是陕西老乡。尽管《明史》本传上说“(刘瑾)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但与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弄权太监同乡，终究要弄出是非来。《明史》本传接着写道，同为“前七子”的大名士李梦阳因直言下狱，写了张纸条让人带给康海，上书“对山救我”。康海为救朋友，无奈去找刘瑾。“瑾大喜，为倒屣迎。”这是个相当隆重的动作。第二天，李梦阳就被释放了。可见刘瑾对康海确实很看重。
士林讲究人品，而政治只有输赢。康海为朋友两肋插刀，彰显了书生性情，却因此卷入了政治斗争。随着刘瑾倒台，康状元的政治生命也画上了句号。作为状元的康海死了，但作为文化人的康海变本加厉地活了下去。《明史》本传记述道：
(从此)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九思尝重赀购乐工学琵琶。海搊弹尤善。后人传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
喝酒买醉，沉湎声色，还干起了乐工的勾当，以此消解心中郁闷。九思即王九思(字敬夫)，康海的老乡，弘治九年(1496)进士。也因刘瑾案牵连被勒令退休。正史的后两句点评分量相当重，几乎把后来士风式微归结到康海身上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了康海一条：
康对山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
名士妓女共骑一头驴，驴还是瘸腿的，小厮抱个琵琶跟在后面跑，场面确实够招摇的。《古今谭概》等多种笔记收录了这段轶事，可见影响之大。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康修撰海”传略一篇，比《明史》详尽多了，不仅记录了康海为救李梦阳与刘瑾的对话，而且还记述了康海罢归后声伎之外的一段轶事。有一天，杨廷仪去看望康海。杨廷仪是下面马上出场的状元杨慎的叔叔、杨廷和的弟弟，兵部侍郎。老友相见，康海又是劝酒，又是琵琶表演助兴，场面十分欢快。杨廷仪见机就劝了康海几句，来看看：
杨言：“家兄在内阁，殊想念，何不以尺书通问？”德涵发怒，掷琵琶撞之。杨走，追而骂曰：“吾岂效王维，假作伶人，借琵琶讨官做耶？”
人家毫无恶意，而是出于好心的朋友之言，却引起当事人大发脾气。康海这样的做派，已不是为了消解块垒，而完全像一头受伤的敏感小鹿，不仅状元形象荡然无存，作为文化人的方寸也已大乱。钱谦益因此还惋惜了几句，说康海本来有“经世之才”，吟诗作文无非是业余爱好而已。弄成这副模样，实在是太可惜了！作者：简雄
(摘自《浮世悲欢：明清笔记小说中的士林冶游生活》)
作者微访谈
新华书房：首先请您谈谈这本书书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看到副标题里还有“士子甲”“美姝乙”的字样，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配角”为观照对象？从他们身上反映了明清士林哪些文化特征？
简雄：这本书和我上一本《浮世的晚风》一样，关注的是明清江南士人的生活和交游情况。从余怀《板桥杂记》、钮琇《觚剩》以及钱谦益等浩瀚的明清笔记中寻找相关资料，还原那些实实在在活着的士与姬的日产过生活途径。完整的历史故事除了钱谦益柳如是、侯方域李香君等名士悦倾城的著名角色，还有“士子甲”“美姝乙”，他们存在过，被记录过，没有他们，明清之际士林“醉卧花丛”的现象就只是个例而非一个现象，士林群体与风月场交集，由于有他们，才谈得上是“高浓度”的交集，印证“家家夫婿是东林”的时评。
《浮世悲欢》和《浮世的晚风》关注的其实都不是正史中的高头讲章。本来也是历史的另一种切入点和观照方式。只是《浮世的晚风》中的人物因为戏剧等文学作品的流播而更为我们所熟知。如果真要从历史影响力来谈，勋贵名家，也往往被传统史家忽略为一个历史配角。关于明清易代之时的士林，清代就有许多反思，在思想界学术界，为黄宗羲《明儒学案》，在文艺界，为《桃花扇》。桃花扇是知识分子的侧面，晚明江南社会的背景图，进而成为解读晚明知识分子风貌的一个切入点。“士子甲”“美姝乙”是昆曲《桃花扇》中站在侯方域李香君身后的李小大、李湘真等等，共同营造江南士林高墙里的盛宴。
新华书房：经过您的研究，明清之际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士林群体却大面积“醉卧花丛”，出现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士林为何脱离正常的政治参与？这本书与您一项名为“明清江南士林文化传播力”的研究课题有关，经过您的研究，明清江南士林文化传播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简雄：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江南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传统的四民阶层发生变化，最典型的就是士商相杂，士林的文化话语权遭到拥有经济话语权的商人的直接挑战，本书除挑选了几个士商争斗的故事外，还引用了万历年间在南京瓦官寺，苏州籍官员王世贞和徽州籍官员詹景凤的一段著名对话，所谓士商“蝇聚一膻”就出于此典。二是政治对士林的酷虐，学者称之为“一个苛刻的时代”，廷杖、弃市常常发生，《明儒学案》里有案例竟将这种黑暗自嘲为“酷”。三是心学兴起，思想企图“群体性突围”，《明史·儒林传》序言就评论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四是科举道路的壅塞。有学者考订当时的读书人人数，约有百万。但每三年一轮的科考，成功者凤毛麟角。一腔报国无门，“三袁”之一袁中道的牢骚最为典型：“不得已逃之游冶，消磊块不平之气。”
本书引用傅山的一段史料，最能说明“精英”士林与“非主流”风月场闹出这么大动静的根本原因，傅山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
但士林从来都是以“修齐治平”为使命，政治上的“失意”须通过其他渠道来释放，著述立说、结社交游、书院讲坛、清议雅集成了显示文化传播力的主要形式。为了与红尘之“俗”区别，士林追求日常生活之“雅”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江南园林就可以作为一个“物象”加以深入探讨。选择“明清士林文化传播力”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还和媒体人的职业有关，因为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而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新华书房：江南士林对民间的影响有哪些，这些影响是否今天也有遗留，可否举例说明？
简雄：唐代的贵族文化、宋代的雅文化还停留在上流社会和士林群体，与民间俗文化还有较分明的区分，而明代的雅文化因士林阶层和官商的融合和传播形式的改变，对民间文化也产生特别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江南地区，出版业极其发达，坊刻迎合市民需求，催生一批不得志的文人投身通俗文学的创作。才子佳人题材因这批文人的热爱和自身经历以及受欢迎程度，成为畅销题材，这些题材推动了文化产业链的形成：戏曲、评弹等市民最接受的形式有了源源不断IP。反过来，民间的文化需求与江南士林文化互相影响，表现为江南文风从雅致而向雅俗共赏的文艺转变。昆曲向其他戏剧形式提供素材被借鉴进而其主流地位被取代的过程，是士林雅文化影响民间文化，进而融合、变为民间俗文化的一个代表。士林雅文化对江南整个雅文化的推动非常巨大，生活方式的雅逸，工艺匠作的精雅(如刺绣中的书画文人绣、雕刻中顾二娘制砚受文士追捧)，甚至名姬们为迎合士林群体所创的雅致的船菜，都一直流传影响至今。
新华书房：您这本书虽然是写历史，但行文颇为轻松，故事性很强。现在很多历史爱好者似乎都在追求这种亦文亦史的写作方式，您觉得这种写作的原则是什么？
简雄：作为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我结交了不少史学界的老师，首先我对“高头讲章”非常敬佩，这是历史写作的基础。本书附录一篇余怀的考订就是想表达，这是基本功。其次，涉史写作，不管文笔如何活泼，必须素材有根，言而有据。文学需要虚构和想象，但史作的文字却需要最大限度的克制，这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爬梳来打底子。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历史书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如《史记》以及一些正史的人物列传，《文心雕龙》里早有“法奇”“法正”的论述，明清的文坛大家如钱谦益就传承了这一中土写作方法，他的《列朝诗集小传》就很有趣。只是我们以前把它弄丢了。交汇点记者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