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化运动是文化上“反围剿”的胜利

　　“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5种出版

“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这场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组织、有纲领地领导文化思想战线斗争的一个标志，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辉煌一页，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深化左翼文化运动的研究，进一步提炼党史、国史的历史智慧，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写了“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日前丛书第一辑5种，分别是《“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剧联”与左翼戏剧运动》《“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齐，并于8月25日下午在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行了第一辑成果研讨会。

　　需要重新认识左翼文化

　　今年是“左联”解散八十周年，同时也是其旗帜人物鲁迅逝世八十周年纪念。《“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作者、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王锡荣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左翼文化的价值进行重估，甚至是重新认识左翼文化的重要价值具有特殊的意义。

　　“很多人回过头谈左翼，但是对左翼文化有没有真正仔细地端详过、掂量过、品咂过，实际上是很成问题的。”为了写本书，王锡荣翻阅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结果发现这些作品不仅对于左翼文化都只是从概念上泛泛而谈，而且没有一部谈到过左翼的分期问题，所以文学史中左翼文学的脉络相当模糊。

　　不仅如此，在王锡荣看来，研究左翼文化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各种史料、回忆录的说法往往自相矛盾，很多研究因袭旧说，导致有关左翼文化的史实混乱不堪。

　　例如，很多权威的回忆录都记载，当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激烈之时，周恩来出面终止了论争，使各方团结起来，组成“左联”。但是王锡荣在研究中发现，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后，李立三成为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而且实际上成为核心人物，从而开始了“立三路线”时期。

　　“他一上任，马上成立中央文委，并在常委会取得共识，决定停止论争。随后通过中宣部、江苏省委宣传部贯彻中央精神，而且亲自找鲁迅，找创造社、太阳社骨干谈话，提出停止论争，建立作家联合组织，这就是后来的‘左联’。所以，李立三才是终止革命文学论争、组织‘左联’的推动者。”

　　“资料匮乏不是问题

　　关键是要正视历史”

　　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馆员乔丽华在撰写《“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时，碰到的一大困难就是资料的匮乏。所以当书成问世，也就成为了“第一次完整勾勒出左翼美联的整体面貌，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著作”。

　　“以往大家都认为，跟‘左联’、‘剧联’相比，‘美联’的研究长期以来相对比较薄弱，主要原因是资料匮乏。但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感到资料匮乏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正视历史。”乔丽华认为，很多重要回忆录在关键问题上出现错讹，并不是因为记忆模糊，而是由于种种原因，记录者有意进行了回避和遮掩。

　　像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总负责人潘汉年，尽管从各方面看，他跟“美联”成立大会的召集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因为建国后敏感的历史问题，所以在许幸之、于海等“美联”美术家的回忆录里，都对他进行了回避。所以在乔丽华看来，对这些回忆录进行重新梳理和发掘，实际上不仅仅是还原“美联”的历史细节，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与左翼文化各方面的运动互为表里。

　　在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丁晓强看来，上海左翼文化作为文化上“反围剿”取得的胜利，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研究。

　　“在党史上，我们一直说‘反围剿’有两个反围剿，一个是武装斗争的反围剿，一个是文化上的反围剿。前者遭遇了挫折，后者就是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取得了胜利。对于文化上的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意义，怎么研究怎么说都不过分。”丁晓强说。

　　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解超则谈到，这套丛书对左翼文化运动所取得的历史成绩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其中中共在领导文化工作上的成功，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来汲取历史经验，同时也是我们党文化自信的一个鲜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