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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3 14:26 点击：
第十章 川西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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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川陕会剿”
1934年秋，正当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反六路围攻战役之际，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
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深为震动。徐向前纵观全国红军的处境，感到中国革命又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他期望中央红军行动顺利，也为红四方面军的前景忧虑。他亲自向电台负责人交待：要随时注意侦听、破译敌人的电讯，及时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情况。电台工作人员理解徐总指挥的心情，日夜守在电台旁，随时将得到的中央红军的行踪报告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和总部机关人员，把从空中截取的情况，经过分析筛选，用电台不断通报给中央红军。
蒋介石为实现其对各地红军各个击破的诡计，在挥军大举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川陕会剿”的部署。他令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于10月22日“复职”，并在南京亲自接见他，面授机宜。年底，蒋介石义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送请中央派兵入川”为口实，着嫡系部队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的防务。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达200个团以上，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
川陕苏区虽然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在徐向前和他指挥的红军面前，是这样一个局面：兵员、物力、财力已达枯竭的地步；大巴山下，到处是荒芜的土地，饥饿的人群；野菜挖光了，盐井破坏了，伤寒、痢疾等疫病广为蔓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要再对付国民党军大规模“会剿”，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在这样的严重形势下，究竟怎么办？这是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日夜考虑的问题。在11月初召开的毛裕镇政工会上，曾确定了当前的中心任务：全力巩固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果实，在继续坚决进攻中来准备应付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达到消灭敌人，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但这毕竟只是号召性的，并不是解决钱、粮、衣、药等实际困难的具体措施。张国焘愁眉苦脸，提不起精神来。会议期间同徐向前闲谈时，他拖着悲观的腔调说：“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我们去汉中行不行？”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川陕苏区。他回答说：“原来我和先念同志主张趁敌人溃退时，派一部兵力从南部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你没有同意，现在敌人增兵固守已不好办了。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方面军领导人正式讨论了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是委托徐向前准备和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
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的着眼点在于：第一，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很可能袖手旁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着棋。第二，文、武、成、康地区位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人口不少，也较富庶，利于红军解决物资和兵员问题，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依托老区，向川陕甘边发展，进退自如，回旋余地大，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会上，徐向前充满信心地说：“我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3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搞掉胡宗南，我们的武器弹药就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新的‘会剿’就好得多了。”
会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均认为徐向前的分析判断正确，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计划，表示赞同。会后，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整训。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的领导，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航道。会后，中央红军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拟从泸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转移。
这时，胡宗南的丁德隆旅刚奉令入川，进据广元、昭化，另有两团抵三磊坝、羊模坝一线，以固广、昭侧背，一个团开进川陕边的阳平关，遥为策应。红四方面军总部为实现“川陕甘计划”，粉碎蒋介石的“会剿”，决定趁胡宗南部刚刚入川，立足未稳，先取广昭，后击甘南。1月22日，徐向前率军发起广昭战役，以一部兵力逼近嘉陵江东岸的广元，而以主力11个团连夜涉水渡江，向敌侧背三磊坝、羊模坝地带出击，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完成了对广元、昭化的包围。24日开始攻城，但因敌军凭坚固守，红军久攻难克，胡宗南又不出兵来援，吸打援敌的计划难以实现，相持下去十分不利。
2月初，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围回师，另图发展。
正当徐向前指挥广昭战役之际，中央红军已离开遵义，向赤水城前进。1月22日，中共中央及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要求四方面军积极策应。电称：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人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不言而喻，这提出了一个牵动全局的行动方针问题。
2月初，徐向前率军从广元、昭化回川陕苏区后，出席了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召开的会议，讨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问题。这时，中央红军因在赤水城和土城受阻，一渡赤水，改道向古蔺、叙永前进。会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找不出立即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好办法来。原因有三：一是苍溪、阆中、南部一带处嘉陵江中游，江阔水深，对岸沿江及纵深地带有邓锡侯、田颂尧两军几十个团筑垒防守，红军又缺渡河船只，如无一两个月的时间作准备，就难以完成渡江西进的任务。二是川陕苏区的东部、南部有刘湘、李家钰、罗泽州、杨森等部共100多个团的配置，如红军主力渡江作战，川军乘虚进击，川陕苏区就有丧失的危险。三是象四川那样的地形，山险路隘，派出少部兵力远离根据地作战，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立即投入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准备工作，一面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大力收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并进行强渡江河的训练；一面派一部兵力进击陕南，接应红二十五军，并迷惑和调动沿江的守敌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带渡江创造战机。
2月3日，徐向前率12个团的兵力突袭陕南。10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强、沔县和阳平关等重镇，歼灭国民党军4个多团，俘敌团长以下4000余人。蒋介石赶忙集兵向川陕边境增援。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广昭调阳平关地区；邓锡侯部的五个江防团北进接替广昭的防务；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等师，亦向陕甘南部移动。红军达到了虚晃一枪、调动敌人的目的。2月中旬，红军回师川北，拟从嘉陵江中段渡江西进。
2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改变了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向川西转移的计划。电文说：“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继续向两北前进时，川敌以 12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 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组织指挥下，声东击西、四渡赤水，调动和打击敌军，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徐向前从陕南率军回师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眼下中央红军虽暂时放弃了向川西转移的计划，但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已达到调动敌人北向的目的，同时东线在敌人进逼下， 已放弃了城口、万源等地，方面军的后方机关也转移到南江地区。徐向前认为红军趁势从嘉陵江中游西渡，实现“川陕甘”计划，机不可失，而且，也便于下一步策应小央红军北上。方面军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后，分工由徐向前制定战役计划；东线红军逐步收缩，向嘉陵江东岸集中。
3月初，徐向前先率一部兵力，克苍溪、仪陇，歼守敌5个多团，而后带参谋人员沿江勘察地形，选择强渡点。
春日的嘉陵江，碧波浩渺，两岸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徐向前一行，沿着苍溪附近的山间小路，走一程，停一程，详细观察和标记沿江的地形、水情、敌情。本来，红军已控制了除阆中县城以外的北起广元、南抵南部的嘉陵江东岸一线，各部队经反复侦察，也掌握了敌军的江防部署，并提出了渡河点的预案。们徐向前还是放心不下，非要沿江看一看不可。他最讨厌“纸上谈兵”。每当定下战役决心，尤其是选定战役突破口，事先都要亲自出马，到现地反复调查研究，直至弄清情况，确有把握为止。
晓行夜宿，沿江跋涉三、四百里，徐向前终于选定了在苍溪附近至阆中以北的三个渡河点。主渡点位于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石家坝一带。对岸守军是田颂尧部，兵力不强，又是红军的手下败将。塔子山雄峙于江东岸边，居高临下，利于红军发扬火力，掩护部队强渡。山后是块宽阔的平坝子，集结部队和船只都较理想，不易被发现。此处江面开阔，水流平稳，船渡亦比较有利。对岸又是一片平滩，越过平滩为丘陵起伏地，易于部队迅速展开，向纵深发展。徐向前计划：实施重点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以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从塔子山强行突破后即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三十一军消灭该地守敌；以三十一军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渡江，直插剑门关，进而向广元、昭化进攻，保障右翼安全；以九军从阆中以北附近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三十军向北进攻，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以四军为第二梯队，接上述第一梯队于苍溪地区渡江，主力相机向梓潼方向发展；方面军炮兵营配置于塔子山上，掩护三十军强渡。各部队据此进行部署和准备，层层深入政治动员，大力开展河川战斗的训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剩下来的问题是赶造船只。徐向前向主管这一工作的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交代：“日夜突击，提前完成造船任务，你们缺什么我们调给你们什么！”隐蔽在各渡河点不远处的造船队，集中了工兵营和大批的木匠、铁匠、船工，把群众从各地运来的木料、门板、碎铁、破布等，充分利用起来，日夜奋战。至3月下旬，共造好上百只木船和三座竹制浮桥。渡江前夕，组织大批人力，抬到各渡点附近隐蔽起来。
国民党川军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数百里的嘉陵江西岸沿线及纵深，共有53个团的配属。邓锡侯部21个团置于广元、昭化地段，预备队在剑门关。田颂尧部32个团置于广昭以北至南部地段，预备队在阆中、苍溪以西的思衣场。由于川军防线绵长，兵力分散，又未意想到红军会从嘉陵江中游的宽阔江面上强渡，这就为红军实现战役企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3月28日夜，徐向前发出渡江命令。塔子山上的几十门大炮和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掩护着满载渡河勇士的六、七十只木船，飞速驶向对岸，一举攻占了滩头阵地，全歼守敌一个营。红军后续部队趁势架起浮桥，陆续渡江疾进。川军的江防被冲开了！
拂晓前，徐向前在塔子山附近接到报告：三十一军、九军分别从各自的渡河点强渡成功。他命令第一梯队留守人员注意保护好船只和浮桥，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并令第二梯队的四军准备跟进，投入战斗。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徐向前带着前线指挥部人员，站立在塔子山前，目不转睛地望着生龙活虎、渴望杀敌立功的年青指战员，一批批地从浮桥上、木船上渡过江去，急浪般沿着对岸的丘陵起伏地带滚滚向前。待主渡部队的半数兵力已经过江后，他才缓缓地走到江边，踏上浮桥，向对岸走去。
红四方面军的左、中、右三路纵队胜利渡江后，左翼九军和四军一部连克阆中、南部两城，折而北进，抵思衣场地区；中路三十军及九军一部攻占剑阁；右翼三十一军直指剑门关。徐向前在中路，抵剑阁后要副总指挥王树声立即率八十八师星夜向剑门关疾进，会同右翼三十一军一部，火速抢占这一横扼川陕通道的险关要隘——敌整个江防部署的战略支撑点，为下一步的进击创造条件。
剑门关自古以来，就以“插翅难渡”的险要地形而著称，为历代兵家所重视。那里的地形特点是南攻容易北攻难。北面，山岩削立，山势险峻，的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条件；南面则不同，地势由低而高，坡度较大，容易进击。东西两侧的高山，是川军的重点防守区域，一旦被红军攻占即可形成从东、西、南三面攻关的态势。4月2日中午，王树声令部队发起攻击，经激战后攻占了东西两侧的制高点，尔后全力攻关，仅半日时间即解决战斗，全歼守军3个团。接着，红军又乘胜推进，攻占了昭化。至此，渡江战役的第一阶段即告结束。
战役第二阶段是进击。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被打破后，正慌忙调集兵力，调整部署，形成新的防线。田颂尧部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集结，邓锡侯部一部退向广元以北，一部沿梓潼、绵阳、彰明、中坝、江油固防。徐向前决心趁川军慌乱之际，西进涪江流域打击邓锡侯部，尔后挥军进取甘南，打击胡宗南。4月上旬末，徐向前令右路部队向北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并围广元，中路一部出青川、平武，以固右侧安全；以中路主力和左路全部直取江油。邓锡侯为保障成都及其老巢绵阳的安全，一面令被围在江油的1个旅凭坚死守；一面亲率18个团赶来增援。徐向前决定以1个师继续围城，另3个多师布于江油以南，形成口袋阵势打援。4月14日、15 日，红军与川军激战于塔子山、雉山关一带，将援敌击溃，歼敌4个多团，乘胜追击，克中坝、彰明、北川。中旬末，北部的青川、平武也落入红军手中，仅江油围攻不下。
蒋介石派驻重庆“会剿”红军的“参谋团”判断：红军“企图以江油、彰明为新根据地；因江油、中坝两点，给养便利，既可进扰川西，又能退据川甘边区，即再向东窜，亦属自如。”（见国民党《参谋团大事记》。）令川军和胡宗南部队从四面八方加强防堵和合围，拟将红军渡江部队与川陕苏区的联系切断。徐向前这时深感兵力不足，不断打电报给张国焘、陈昌浩，催后续部队来援，及早进击甘南。但张国焘却迟迟不表态，原因是他已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忙着部署“大搬家”。至此，嘉陵江战役宣告结束。
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勇猛顽强，神速果断，连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共歼川军1万余人，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范例。只是由于丧失进击甘南的战机，未能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这使徐向前十分痛心和惋惜。同时，由于张国焘决定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300余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实际上等于完全放弃川陕根据地。徐向前认为，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开展游击战争，局面会好得多。
两军会师前后
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江油附近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为摆脱受敌人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会议决定主力向川西北发展，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根据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部队陆续撤离梓潼、剑阁、中坝、彰明等地，向北川、茂县一带进发。
这时，中央红军已渡过金沙江，准备经西康省的东南部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徐向前带领九军、三十军经北川、墩上、土门，攻占茂县。“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号召，成了鼓舞部队的巨大动力，沿途写的许多宣传标语，都突出了准备会师的内容。尔后，红四方面军一部沿岷江流域南下，控制汶川、理县一带；另一路四军、三十一军一部北进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与胡宗南部对峙。方面军总部驻茂县，徐向前率前指驻理县下东门。
北川、茂县、理县一带，地势高寒，多高山、狭谷、急流，系汉人和藏、羌、回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藏民占人口多数，汉人约占十分之一。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严令部队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通过“通司”（翻译）大力宣传红军的宗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发动贫苦奴隶、牧民、农民起来分田地、牛羊、财物，组织政府和武装，并坚持打击进行破坏活动的上层反动分子，使广大藏民摆脱了重重枷锁，认清了红军和白军的区别。他们象敬“神”一样地敬信红军，帮助红军带路、探消息，运送物资，转移伤员，提供粮食等。只有少数受反动头人欺骗很深的人，钻进深山野林里，不时地出来偷袭红军。
在这里流传着徐向前带头吃糌粑的故事。用青稞粉和酥油混合而成的糌粑，发酵后的酸马奶，烧得半生不熟的牛羊肉，部是藏民的主食，也是他们招待红军的好东西。红军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要在这里生活下去，就得从生活习惯上来一场“革命”，学会吃糌粑、青稞、酸奶等。尤其是糌粑，味腥膻，吃不惯的人很难往下咽。一些军师十部来前指开会，徐向前就用糌粑招待大家。有些干部硬是不吃，徐向前带头抓 把糌粑吞下去，风趣地说：“为革命吃糌粑！谁不爱吃糌粑，谁就不想革命到底！”这样一说，哪个愿落个“不想革命”的名啊，纷纷抓糌粑吃。徐向前还要求大家多节约和储存一些粮食，留给中央红军，留给伤病员。他听说远在几十里地以外发动群众的傅钟病倒了，便把自己干粮袋里仅有的半袋大米叫警卫员送去。傅钟每提起这件事，就激动地说：“向前同志那是‘雪中送炭’啊！”
为迎接中央红军，从总部到连队上上下下，都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谁都想为两军会合贡献一份力量。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胜利通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走向川西北。喜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派出李先念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进行策应。行前，徐向前向李先念交待，要他从各部队多抽些炊事人员，带上炊具，配给一方面军。他说：“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亲自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信件，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建议：“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这封机密的信，徐向前派警卫员康先海带一个警卫班送到懋功去。他再三叮嘱：“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
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6月12日在夹金山下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很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抵达，亲切会见了李先念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央领导人听取了李先念关于川西北情况及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建议，对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给予鼓励。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两支红军的机关、连队和川西北的县城。
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自山南海北，四面八方。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操着不同的乡音，素昧平生，萍水相逢。但是，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工农红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战友的情意，共同的理想，打破了一切界限，使他们一见如故，胜似亲人。两军的团结友好气氛，在当时中国红军的《红星报》上，曾有如下两则生动的报导：
“‘太阳’纵队二十一日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在未开会之先，唱歌呀、谈话呀，两方面军干部互相谈说战绩呀，整个的会场，充满着欢快的表情。
“同乐大会正式开幕了。首先是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同志与朱总司令的演说，告诉了全体干部目前的有利处境，两大主力会合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任务。接着，便是五大碗的会餐。这时有同志起来报告‘猛进’剧社到了，掌声大起，表示欢迎他们的盛意。
“会餐以后，晚会开始。首先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演‘十七个’的名剧；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这两出戏无论在剧（情）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边章武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都博得了大家的各处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第一次！
“二十三日上午，‘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着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
会师的喜讯，使徐向前心中充满着欢乐。这时，北面、东面的敌人为防堵红军，正加紧筑碉前进。红四方面军不时与敌激战。徐向前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还把慰问中央红军的物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袜子、袜底、牙粉、粮食等一批批地送到了中央红军驻地。从北川、茂县、理县至懋功沿途，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是络绎不绝地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
会师后的红军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属之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28日，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接着，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三路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迂回攻取松潘。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浩率右路军，分别从理县、茂县北进。7月初，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经下东门见到徐向前，简要讲了中央红军的情况和攻取松潘的计划，便匆忙回茂县去了。7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分别率军出发，徐向前率中路军的10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一路上义要防备敌机轰炸，又要对付藏人反动武装偷袭，又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寨，每天只能行进五、六十里。
徐向前与彭德怀在维古河畔的会见，是两军会师中的一段生动插曲。那是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怀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徐向前异常高兴，立即发报表示热烈欢迎，并约请彭军团长到维古河的渡口会面。翌晨，徐向前和随行的通讯排，骑上战马飞也似的向维古河畔驰去。金色的阳光透过朦胧的雾气投向大地，白色的浪花在急流的维古河面不停的涌现，两岸的山丘、树木分外静谧，给原野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虽然已是7月天，但高原地带的早晚，却带着一缕寒意。徐向前一行人马跑得汗津津的，抵维古河边后，沐浴着凉爽的空气，朝地图上标有铁索桥的方位走去。维古河是岷江的支流之一，宽约二、三十米，水深流急，水寒刺骨，难以徒涉。平素人来人往，就靠铁索桥。铁索桥是交通落后的川西北的常见桥梁，两岸拉起几根并排的铁索，铺一些木板，走在上面晃晃悠悠，不习惯的人会觉得头晕目眩，胆战心凉。徐向前走到波桥的位置一看，桥索已被破坏，要想渡河比登天还难。
正在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势，接着扔过一块小石头来。石头上用小绳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徐向前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德怀得知是徐向前在对岸，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他亲切致意。
当天，通讯部队在河面拉起了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第一次通话，互相问候，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亦念的地点相见。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近正午；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等那老乡过河来，自己也象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等他到达终点跳出筐于，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这是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高级将领的第一次会见，也是传奇式的会见。
革命的路，艰难而曲折。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战斗气氛，被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
早在两军会合前夕，毛泽东等从北上抗日和粉碎蒋介石围追堵截计划的总指导思想出发，就提出了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致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文中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张国焘和陈昌浩于6月17日复电：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两军会合后，为统一对战略方针的认识，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同意北进计划。而张国焘则又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被大家否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这时徐向前、陈昌浩已率军北进。当李富春抵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治委员。李富春因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接着，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川陕省委一些人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则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所有这些，实质就是张国焘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和煽动。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散布的话很容易迷惑和欺骗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十分珍视两军的团结，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两军团结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毛泽东亲口对一、三军团的领导人说过：“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但是，有的教条主义者却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张国焘公开对下面讲：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原因是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在理县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和陈昌浩谈到两军会合后的前景时，就说：“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颇感突然，忙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诚恳地回答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不同意，说是先别考虑这件事。那些对四方面军的片面指责，也使徐向前反感。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他认为这对两军团结没有任何好处。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强调有些分歧不要说，还是团结起来。但不晓得那时为什么说退出鄂豫皖，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又是什么政治落后、土匪主义等等，当时听了是反感的。我说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么，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徐向前当时脑子里的一些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但是，作为身负重任的总指挥，他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下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妥善处理和解决。在芦花、黑水，徐向前主动建议调一方面军一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当参谋长，调四方面军的3个建制团充实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
中共中央和军委为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实现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对组织作了必要的调整。7月18日，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7月21日，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各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首长更动如下：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原四方面军部队番号不变：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中央还明令指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促进两军团结和照顾大局的精神。
在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芦花时，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毛泽东的安祥大度，周恩来的锐敏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张闻天的学者风度，都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央领导最关心的是敌情，详细询问徐向前。他将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各敌的作战特点及装备情况，一一详细作了介绍。这次见面，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以表彰他在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
7月21日，徐向前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这次会议，是为统一对四方面军的认识而召开的。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的评价是：总的说，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不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化程度差，但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部队作战，书面命令少，没有参谋业务处的工作，作战计划等都是上面指挥员直接制定。从鄂豫皖到四川的战争过程中，执行纪律和进行政治工作很注意，但执行纪律不适当的现象常常发生。作战时领导干部层层下去指挥，一个师就由师长下去带一个团，师政委带一个团。这样，战斗虽勇敢坚决，但干部伤亡大，现还没有很好地纠正。集体领导差，对军事问题的决定非常秘密，运动兵力迅速，决定问题快，动作灵敏，指挥集中，但打退敌人后指挥就分散了，常误事。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有很大进步。夜战很好，主要是干部亲自看阵地，有记号，大量利用手榴弹攻击，丢的准，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总之，红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徐向前发言后，陈昌浩又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他俩因忙于指挥部队行动，第二天的会议未参加。
第二天的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大家肯定了自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毛泽东说：从鄂豫皖到现在，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鄂豫皖的反“围剿”准备不足；通南巴只是1933年9月上半月注意了地方政权的建设；放弃通南巴是严重错误，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周恩来则认为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最后博古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上述几人发言摘引自1935年中央政治局芦花扩大会议记录。）
那时，经过遵义会议后，党内民主讨论的气氛较浓，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同意见可以自由发表。显而易见，这次会议，中央对张国焘仍是采取积极团结的方针，对四方面军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张国焘想搞名堂，便找不到“借口”了。
徐向前、陈昌浩于7月22日率军从芦花出发，向毛儿盖进军。芦花会议开出个什么结果则不知。徐向前一路想的是如何消灭敌人和北上的问题。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路想的是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
由于松潘那带地形险要，敌胡宗南部兵力众多，凭碉固守，红军火力差，攻击难以奏效。军委召集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并决定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
正当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的时候，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原定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又改为只由张国焘出席。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明确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决议重申了6月18日中央政治局确定一、四方面军首先北进取得甘肃南部的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对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兄弟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及开展反倾向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会上，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已分别改称五军、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即一、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于毛儿盖公布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几天后，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向阿坝开进。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陈昌浩的意见也是这样，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会后，由毛泽东整理了大家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作为正式文件。
8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右路军出动，兵分两路，向北进发。从毛儿盖到班佑地区，中间须经过一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不论一方面军或四方面军，都没有草地行军的经验。当徐向前率前锋部队到达草地边沿时，远远看去，象灰绿色的大海似的，不见山丘，不见村舍，不见林木，不见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据带路的“通司”说，草地尽是泥潭，一不小心陷到里面就会送命；气候多变，夜间奇寒；人烟稀少，走几十里路才能看到一两户人家，都是过游牧生活的藏民。徐向前命令部队充分做好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一定要征服大自然没下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两天后，征服草地的进军开始了。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晴空万里，太阳高照，烤得人们汗流夹背喘不过气来；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声隆隆，暴风雨夹杂着一阵阵冰雹，铺天盖地而来。黑夜来临，气温骤降，达零度以下。草地上到处是草墩子和泥沼，人们只能踩着草墩子行进，一不小心陷进泥沼，越挣扎便陷得越快越深，直至被泛起的水泥完全吞没。沿途的水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找不到粮食。野韭菜、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都成了红军充饥的食物。草地行军，夺去了许多红军指战员的宝贵生命。
徐向前的前敌指挥部随三十军行动。为使后续部队减少伤亡，胜利通过草地，他令开路的前锋部队沿途标上安全路标；要求各部队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摘野果，不认识的东西不要乱挖乱吃；伤病员一律带走，不准丢弃；牺牲的人就地掩埋，不许暴尸荒野；除必要的运输辎重的牲口外，其余的可以宰杀，供部队食用。他特别强调发扬革命乐观主义和团结友爱精神，用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从绝境中求胜利。各部队根据徐总指挥的要求，不断加强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用各种形式鼓舞士气，增强信心，加强团结，以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向着既定的目的地行进。在一篇题为《小宣传员们》（《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的文章中，生动地记述了红军过草地的生活片断：
“虽然饥饿与寒冷日夜威胁着每一个人，但人们并没有消沉，草地中的文娱生活还是非常活跃。大家拖着疲倦的身体，束紧了腰带，边走边唱。顺口溜，家乡小调，杂七杂八，好不热闹。
“一天，部队露营在一个斜坡上，演出队分组向部队进行了慰问演唱。组长带着我们到了一个连队，同志们都鼓掌欢迎我们这些‘娃娃兵’。
“会场中燃起了一堆篝火，连队的同志们坐在四周，我们几个人站在中间，被火烤得热呼呼的。
“演唱开始了，第一炮是‘童子舞’。五个人先兜了几个‘8’字形，一面跳着一面唱：“牛皮本是好东西，哟嗨，吃多了就要胀肚皮，好东西，哟嗬嗨！’刚刚唱完，同志们就哈哈地笑起来了，还来和我们握手。一个大个子把‘小皮球’拉过去，在自己的衣袋里摸了老半天，掏出一小把青稞来，递给他说：‘拿着吧，小兄弟！’
“此时此地，这是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小皮球’怎能好意思收呢！ 他说：‘你吃什么？’
“‘没关系，还能顶几天！撑得住！’
“最后‘小皮球’无可奈何地收下了。
“这时候，部队情不自禁地高歌起来了，歌声响彻云霄，震动了夜色茫茫的草地。……”
这些“娃娃兵”，就是徐向前率领下的三十军二六七团宣传队的小红军。
以团结为重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三十军（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走另一路），经过五天左右的艰苦行军，终于胜利通过了被称为绝境的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地区。这时，中央纵队和一军团也抵巴西；三军团殿后，仍在行进途中。巴西、班佑地区，有一些喇嘛寺庙和民房，有粮，有水，有牛羊，对于刚从草地过来的红军，简直象是另一个世界一样。
距离巴西、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要地，由胡宗南部驻守。迅速占领包座，打开北进通道，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
上包座环山傍水，居高临下，是控制这一地带的主要制高点。守敌一个团，驻扎在山顶，利用山险路狭，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固守的防御阵地。胡宗南得悉红军北进的消息后，又调其伍诚仁第四十七师向包座疾进，进行增援。徐向前到达班佑后，就派人侦察地形、敌情，开始了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他鉴于三军团还未上来，一军团又相当疲劳，因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部队承担。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徐向前的具体部署是：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以八十九师二六四团（善攻坚）攻击大戒寺之敌；以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伏于上包座西北地区山林中，准备打援；四军为助攻部队，以一部攻击求吉寺之敌，配合三十军解决战斗。一军团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8月29日，徐向前命令部队发起攻击。当夜，二六四团连续排除了一些碉堡，歼敌两个连，但大戒寺其余守敌仍凭借后山的工事顽抗。30日夜，敌援军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伏击圈内，一网打尽，徐向前令埋伏的主力部队继续注意隐蔽待机，攻打包座的部队则适当后撤。31日，敌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驻包座以南，令3个团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迫匪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见敌人已经进入红军的包围圈内，下午3时，下令发起反攻。埋伏在山林间的红军，象无数把尖刀，突然插向敌军，将其截成数段，激战至夜半，敌四十九师大部被歼。总计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多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及大批粮食、牛羊，打了两军会合以来的第一个漂亮仗。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十分高兴。战斗结束后，一方面军还派出宣传队，前往包座进行慰问。
通路已经打开，但严重的党内斗争又爆发了。张国焘本来就对中央的北进方针心怀不满，满腹狐疑，左路军出阿坝不远，他便借口地理、天候、粮食等困难条件，拟令部队返回阿坝，妄图改变北进方针。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德和张国焘，指出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按原定计划向甘南发展。因此，“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置（制）包座。这样控置（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县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内称：“（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这样“北进”和“南下”之争，再次成为牵动全局部署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徐向前、陈昌浩对于张国焘的这种突然变化，甚感焦虑。他们商量，认为既然北进是毛儿盖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方针，且右路军占领包座后又打开了北进通道，无论如何，都不应变更原决定。徐向前对陈昌浩说：“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还是要劝他们上来。”但是，他又考虑从组织上讲，前敌总指挥部是接受红军总部指挥的，如果总部和中央的意见不统一，下面执行起来很为难。所以，他和陈昌浩商定：一是准备抽一个团出来背粮食、带向导，前去接应左路军；二是发电报陈述意见，劝说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决定。9月8日，由徐向前、陈昌浩共同发出急电致朱德、张国焘：“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更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更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当晚，党中央领导人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去周恩来住处开会，会议一致通过，向左路军领导人发出如下电报：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炉、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
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与此同时，即8日22时，张国焘以朱、张的名义电令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接电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由陈昌浩将他们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党中央当天再电“国焘同志并致徐、陈：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党中央，仍坚持南下。声言：“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无效，命令也无效，9月10日，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
这时，一军团已在俄界，党中央连夜率三军团开拔，向俄界集中。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才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间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52—453页。）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在关键时刻的这句话，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党和红军团结的珍视！它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丰碑上。
来源：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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